正巧原商业部的王磊 副部长调到北京市任副市长，并主管北京市的商品供给，中央正是想借这种工作关系，在短缺经济时给北京市更多的保障。王磊副市长就从部里调了两位熟悉的干部到了北京，一位是黄洪 年，到北京市一商局任局长，负责工业品的供给；一位是我母亲，到二商局任职，负责糖烟酒和副食品的供给——妈妈“文革”后就恢复了工作。

万般无奈中我到妈妈那里去走后门，拿着院里开的介绍信，申请在小饭馆里安排啤酒罐，有了啤酒罐就等于有了散啤酒的供给专点，就有了啤酒的供给保障。那时保障中央在京单位的供给也是一项摆得到桌面上的正当理由——当然不是保障我的小饭馆，而是保障院里接待外宾进行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红印章，给了妈妈一个可以行使自己权力的理由。而这个啤酒罐则改变了“天天饭馆”在周围这一片饭馆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天天饭馆”在院里的地位，至少这里有啤酒供应的优先权了。

同时我又压缩了一间办公室，开了一个对外的门，在饭馆里开了个冷饮店，专卖烟酒和冰棍、酸奶等冷饮，力求用多种经营的方式吸引顾客，提高营业收入和利润，为职工多发一些奖金。

每天吃完中午饭，我们就蹬上三轮车，把装酸奶的空瓶拉到西直门或四道口的批发店，再装上新鲜的冰棍、酸奶，蹬车赶回小饭馆，赶上天热，一天就要跑好几趟去换货，一直忙到晚上十点才关门结业。

当院里、大街上已经夜深人静时，我们将一箱硬币倒在桌上，分清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再十个一叠地摞在一起，然后将每叠硬币用裁成条的报纸卷起来，按数量捆在一起，然后再数有多少不同币值的捆，数出一天的总收入。

常常我们会在数硬币时不小心打了个瞌睡，将刚叠放好的硬币碰掉一地，不得不满地捡硬币再重新数，那时靠的完全是年轻，在部队锻炼出个好身体，否则早就坚持不住了。

一次，我的老战友阎阳生代表他所在的单位在离我不远的友谊宾馆开会，中午饭后，非常得意地到我的小饭馆来“吹牛”，那时能参加有外宾出席的国际性会议是个莫大的荣誉，能有机会住在友谊宾馆这种高级宾馆里，更是一种奢侈了。他的西装革履与我一身沾满油花的工作服相比，那更是天壤之别了，他很自豪自己的工作和进步，我却更自豪在干一场自己的事业。在部队我们之间就暗暗地较着劲，非要比个高下，如今仍在较着这股劲，遗憾的是争论之中我累得坐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连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