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入狱，西单地区的改造规划中断了，但原有的规划设计合同仍然有效，出狱后我找到市规划院，重新完善整个西单地区东侧的改造方案，开始分步实施。

整体方案确定之后，陈元同志联系了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江泽民 和广州市市长的朱森林 ，建议共同合作，在北京为上海市与广州市建立一个集约型经营办公场所，三方政府签署了合作合同。北京市由华远地产公司作为代表，上海市由锦江集团和上投公司作为代表，广州市由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国投）、南方大厦、广州大厦和粤海公司四家为代表，共同出资建设华南大厦，并委托华远地产代为拆迁和建设。

借着合资公司在珠海召开董事会，我带着律师正式向合资公司提出了支付400万美元大市政费用的要求和各种预算，终于筹到了启动西单地区改造的资金。

那是我第一次住进五星级的涉外宾馆，每个房间都有许多小瓶装的洋酒，我以为都是赠送的，不但品尝了几瓶，临走时还将剩下的所有小瓶洋酒都打包带回家。结账时戴小明发现多出了一笔额外的消费，问我是否动了洋酒，这时我这个土包子才知道那些洋酒是要单独付费的。也许是看在我成功地从合资公司要到了400万美元的大市政费用的分上，戴小明并没有让我掏腰包。回来后我将剩下的洋酒摆在书柜里，要永远记住这次“无知”的“耻辱”！

我再次动用了农科院的施工队，用加班加点的突击方式建设了“西单劝业场”，并将西单的各种市政路由长安街穿横二条，引入了西单北大街。

拆迁的工作并非一番风顺，一般的居民可以用盖好的新房改善其居住条件（当时都是实物拆迁，以房换房，而非先现金补偿再由居民去买房，那时也有“宁要西单一张床，不要外边一间房”的说法，但现在看，那时的三环如今早就变成城市中心区了），但保卫中南海的四团无法外迁，还有延安保育院的院长帅孟奇 大姐，曾在“文革”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黄以俊 将军和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 少将，我们既不可能让他们成为钉子户，也无法让他们留在当地，这就不得不以异地改造的方式解决。

当中央发布“停缓建”的文件时，正是华南大厦要打桩挖土的阶段，施工单位已经进场开始进行施工前平整场地的准备了，但一纸命令让项目停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