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令人安心。能够用一串“坚固”的名词来描述自己，会给人一种牢不可破的错觉，缓解潜伏在大部分表面背后的关于存在的不安全感。这么做可以强化归属感，把自己与同一群体的人绑在一起。也许令人吃惊的是，甚至当标签指向消极的时候，这种安慰效果同样存在，比如，把自己视为经济衰退的受害者，至少可以让你与其他人同病相怜。

不过，自我描述虽是便利的速记符号，却易被僵化。身份感太强会导致人们变得不灵活，不愿意妥协。你可能会说，“我就这样”，或“那可不是我”。太过于紧紧抓住某一种身份标志，意味着如果这种身份被剥夺，我们的人生将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比如，对很多毕生致力于工作、最终退休的人来说，有身份失落感是很普遍的经历。当然，对那些孩子长大后离开家的妈妈来说，这种失落感更普遍。

身份感界限太清楚也有损灵活性。你可能会力避你认为“不是你”的活动和环境，从而错失很多可以扩展身份的东西。如果我们能粗线条地勾勒自己，关注自己突出的方面，那么我们就会牢记，突出的东西会改变，我们也可能改变，我们身上还有未被贴上标签的潜能等待着崭露头角。我们从小表现出来的倾向和性情不是有无限可塑性的，但也不是严格固定的。

亚里士多德相信，正是自主改变的能力使人类不同于自然界中其他物体，其他物体只能遵循物理法则。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习惯来培养一种美德，这是我们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人们“做错事就要承担相应后果，做出酗酒等类似行为就要承担放纵的后果；在各个方面，人们的所作所为赋予他们相应的性格”。

人们会把习惯看作“让我成为自己的东西”，这是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试图违背习惯看起来就是“不像我”了。但这可能只是我们的旧习惯在奋力抵抗。习惯主要依赖于在惯常的环境中，行为举止按照惯常的顺序自动发生，因此可以通过打乱顺序来改变习惯。比如，心理学家戴维·尼尔研究发现，饮食习惯可以通过使用非惯用手而改变。另一方面，建立全新的习惯更多取决于具体、详细地规划新行为发生的地点、时间和方式。因此，我们并非无法摆脱已有的习惯。即使改变习惯让人感觉不舒服、陌生，也值得坚持下去。

但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灵活性会导致我们盲目坚持，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以伊凡和丽贝卡为例。他感情不外露，而她善于表达感情。（也可以是任何其他冲突——整洁与不整洁，或性欲旺盛与性冷淡。）他认为这是他的固有特征，而她相信自己可以为他改变。如果这样两个人走到一起，这种不协调是具有破坏力的，因为丽贝卡会一直退让，让自己适应伊凡不轻易动感情的性格，但却得不到她如此看重的感情。她努力做出的自我改变与真实的她以及她想成为的人格格不入，但是她要经历很多心痛之后，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并不总是一致的，我们常常在忠于自我和相信自我改变的力量之间摇摆不定。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除非亲自尝试，而我们又经常高估或低估我们改变自己的潜能。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弄清楚自我拓展的极限，分析不同情况来拓展自我，否则就会变成放任自流。比如，如果你害羞、性格内向，那么要让自己成为政客或从事公关领域工作可能需要付出极大努力。你必须想明白这种努力是否值得，这个代价是否合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能从哪里得到启示呢？我们的“内在自我”可能会给我们启示，也可能不会。诚恳地反思什么是可能的，代价是什么，认真思考我们珍视的价值观以及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这更可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这就是忠于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