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生活如同比赛，在人生抵达最终期限之前我们要尽可能多做些事，这种观念植根于一种原本无可厚非的渴望，我们渴望最大限度地体验生活，从每一秒中“挤”出尽可能多的东西。但是，正如丹麦存在主义者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敏锐评论，这么做带来的最终结果通常是空虚的生活，而不是充实的生活。这就变得像是试图在一个香槟喷泉里，将香槟装入一个筛子。“现在”总是在躲避我们：我们努力抓住它的时刻，它就已经成为过去。

问题在于，我们陷入了克尔凯郭尔所称的存在的“审美”范畴，这的确是有道理的。生活是一种现在时现象：我们可以回忆过去，期待未来，但只能存在于当下。这只是部分真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回忆、树立目标和做计划，我们其实既存在于某个时间点上也存在于一段时间中。生活的“伦理”范畴要求我们不能只是关注当前是否快乐。正如宿醉提醒我们，只活在今天会引起明天的头痛。

克尔凯郭尔意识到，审美和伦理范畴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包含这两者的生活不是彻底的人类生活。但他认为没有什么理性的方法可以让这两者达成和解。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冲突。只有通过牺牲理性，审美和伦理才能达成和解。

我认为克尔凯郭尔的诊断是准确的，但他开出的处方有点儿轻率。为了寻找前进的更好方法，即指明我们在死之前，真正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对待克尔凯郭尔的范畴论的一种更现代、科学的态度。丹尼尔·卡尼曼想到一种理解人类思维的方式，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位纸上谈兵的丹麦心理学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卡尼曼在许多实验证据的基础上，区分了两个“自我”，每个人内心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体验自我，只存在于此时，这个自我通常依靠直觉、自发、无意识地运作。另一个是记忆自我，这是反思、理性的部分，思考体验自我做了什么，将会做什么，并把片段的体验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自传式叙述。

有很多实验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必须经历痛苦的结肠镜检查的病人为对象的实验。从这个实验中我们会得到与自己的直觉判断相反的发现，即通过引起更多痛苦，可能会让病人觉得这个过程并非那么痛苦不堪。我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在结肠镜检查过程中，每隔一小段时间，让病人评价所经受痛苦的等级，等级为从1到10级。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后，让他们评价整体痛苦等级。如果记忆自我感觉到的痛苦与体验自我感觉到的一样，那么后面的得分应该与前面的一致：当时评价的痛苦等级越高，对整个过程评价的痛苦等级就越高。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最重要的是，记忆自我更看重该过程结束时的情况，而不是该过程开始或中间时的情况。因此，如果结肠镜最后一个阶段非常痛苦，记忆自我评价的整体过程的痛苦等级就会很高，而且将来也更不愿重新接受这种检查。但是另外一个案例中，如果整个过程完全一样，只是在强烈不适之后再增加一个不那么痛苦的步骤，记忆自我对整体过程评价的痛苦等级就会低一些，而且也更愿意再次忍受这种检查。新增的这个轻微不适的步骤让之前的痛苦回忆起来没那么痛苦，因为现在自传式叙述部分是以更愉快的方式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