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威廉教堂当年被视为巴赫复兴的重要基地之一，此次复兴萌发于19世纪末。厄纳斯特·梅奇对巴赫的作品颇有研究。19世纪末，清唱剧和《受难曲》通常以现代化方式表演，而梅奇是率先摒弃这种方式的先锋人物之一。他启用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管弦乐团为小型合唱团伴奏，追求更为纯净的演出风格。多少个夜晚，我们纵横于清唱剧及《受难曲》的乐谱中，探讨恰当的诠释途径。后来接替厄纳斯特·梅奇，出任音乐会指挥的就是他的儿子弗列兹·梅奇，他是斯特拉斯堡音乐学院的院长。音乐方面，除了巴赫之外，我还崇拜瓦格纳 。

16岁那年，在米卢斯上中学时，我第一次步入剧院，台上演奏的正是瓦格纳的《唐怀瑟》，我心潮澎湃，以至于一连几天都无法专心上课。

斯特拉斯堡的歌剧表演由奥托·洛斯指挥，演出精彩绝伦，我因此熟悉了瓦格纳的所有作品——不过，《帕西法尔》是个例外，它只在拜罗伊特 音乐节演出。1896年我有幸前往拜罗伊特观看《尼布龙根的指环》，此次演出是1876年初演以来再次排演后完整推出的演出，机会难得啊！巴黎的友人赠我门票，为了解决差旅费用，我开始厉行节约，有时一天只得一餐。

假如今天再看瓦格纳的歌剧，一定会发现音乐之外的种种绚丽的舞台效果。然而，萦绕心怀的是早年在拜罗伊特看到的《指环》四部曲的场景，正是那份淳朴才令人惊叹，不仅是舞台设计，整个演出效果都散发着已故大师的精神理念。

弗格尔出演火神罗格，台词和动作都很出彩，令我难以忘怀。他一登台亮相便左右了整个舞台，不动声色地捕获了全场的眼球。台上的弗格尔绝非当下流行的罗格模样，而是身着丑角服饰伴着罗格主题曲翩翩起舞。弗格尔身披那件经典醒目的红袍，踩着节拍，不可言状地将红袍或左或右地甩到肩上。他双眸若有所视；却又完全置之度外；动作如此简洁，却又明白无误地传递出鲁莾步入毁灭之衮衮诸神蕴含的无尽的破坏力量。

1897年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求学生活走到了尽头。这时我参加了生平首次神学考试，论文题目是《施莱尔马赫 的最后的晚餐说与〈新约全书〉及宗教改革理念之比较》。所有考生必须依此话题，在8周内递交完整的研究报告，校方将根据论文质量裁定谁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

为了完成论文写作任务，我不得不重新回到福音文本研读耶稣生平，重新考察有关最后的晚餐的主流教义与历史诠释。我发现所有的教义和诠释都没有提供令我满意的答案。对于这个耶稣与其门徒的历史性仪式，以及原始基督教圣餐礼仪的意义，还没有人做出清楚的解释。在施莱尔马赫的著名的《教义学》中，有一节讨论到最后的晚餐，让我沉思良久。他强调：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看不出耶稣曾经指示门徒再三举办晚餐仪式；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原始基督教团体重复举行圣餐礼仪的习俗应该是起源于使徒而非耶稣。施莱尔马赫以其精辟的论述充分阐释了这一点。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意义与结果。因此，我决意推进这项研究，即使在完成那篇决定准考资格的论文之后，我依然持续研究下去。

我揣摩：如果上述两部最古老的福音典籍都没有记载重复晚餐的指令，那就只有一种解释，门徒带领信徒反复举行晚餐仪式必定是出于门徒自己的主张与权威；即使耶稣的言行没有明示，门徒一定从最后的晚餐中察觉到什么，才会这样做；既然关于最后的晚餐始终不得澄清，为什么早期的基督教团体在没有获得耶稣指令的情况下会采行圣餐礼仪呢？我断言，最后的晚餐这一问题还需研究。

由此，我接着思考最后的晚餐对于耶稣和使徒具有怎样的意义，它与人们期待的天国盛宴弥赛亚的关系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