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时，我与史坦普 交往颇多。他对听觉心理学的研究，激发了我的兴趣。我定期参与他和助手们做的实验，与在斯特拉斯堡时同吉尔-杜劳特曼合作的情形一样，我再次扮演了实验室中的白鼠。

柏林的管风琴手普遍关注演奏技巧的精湛性，而不是维多尔强调的演奏风格的适宜性。这一点让我沮丧，不过艾基迪是个例外。此外，与巴黎圣许毕斯教堂 和圣母院中由卡瓦叶-科尔 制造的乐器相比，柏林这边的新式管风琴发出的声音听上去味同嚼蜡。凭借维多尔的介绍信，我见到了威廉大帝 纪念教堂的管风琴手莱曼教授 。他约我定期去练琴，并在他休假时替他顶班。借此关系，我在柏林结识了更多的音乐家、画家和雕塑家。

恩斯特·库尔丘斯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古希腊文化专家，在其遗孀家中，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学术名流。因为我认识她的继子佛烈德利希（时任柯玛学区督导），库尔丘斯夫人对我很热情。在她家我经常遇见格林先生，他不遗余力劝我改弦易辙，因为当时我认为，福音四的内容与福音一、二、三的内容无法协调一致。今天回想起来，当年在柏林有缘结识这么多睿智哲人，真乃大快人心啊。

比起巴黎，柏林的学术氛围对我影响更大、意义更深远。尽管巴黎国际化程度很高，但其学术氛围显得凌乱单薄。客居巴黎的新人必先适应其学术氛围，方可领略其学术价值。对比而言，柏林的学术氛围更为浓厚，其核心是组织有序、生机勃勃的大学。此外，柏林在当时尚未成为国际都市，感觉像个稳健进步的地方城市。整体而言，柏林散发出一缕健康且自信的光芒，对未来踌躇满志，这在当代巴黎是感受不到的——此刻的巴黎正在经受德雷福斯案 的折磨，几乎是奄奄一息。幸运的是，我在柏林的最美好的年华结识了它、爱上了它。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柏林的生活质朴天然，柏林的友人惬意融融。

1894年，法国犹太族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控向德国兜售军事情报，被判处无期徒刑及公开摘除军阶略章处罚。摘除略章当日，观者无数，街头反犹情绪高涨。1898年1月13日，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我控诉》（J'accuse），抨击陆军总部。后来，左拉获刑1年，罚款3000法郎，流亡英国。值此飞沙走石之际，鄙人史怀哲正客居巴黎。德雷弗斯最终被改判无罪，恢复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