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我的著作在英国立即引起巨大反响。第一个回应者是牛津大学的桑戴 教授，他在课堂上大量引用我的观点讨论耶稣生平。令我惋惜的是，我实在挤不出时间，无法应邀前往英国。除了钻研医学，其时我还要攻读神学课程，另外我用法语撰写的巴赫专著即将发行德文版，种种事宜让我手忙脚乱，以致错过再次出访英国的机会。

剑桥大学的伯基利 教授对我的著作也是推崇备至，并协助英文版发行事宜。德英翻译由他的学生蒙哥马利牧师完成，可谓准确流畅。我和他俩交往互动，友情渐深。伯基利教授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认可我的著作，而桑戴博士则是因书中观点与他的宗教立场相符而支持我的。与他的天主教思维相左，自由派新教徒所呈现的耶稣之现代形象，实在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我无意在此抨击自由派新教思想，事实上，我对它持肯定态度。我只不过对其代表人物，譬如柯兰尼和雷德，持有分歧意见。挑战他们的，其实还有萨巴蒂耶、梅内格兹和高乃尔等其他自由派学者。

我的这本书对泰利尔意义非凡。若非引用书中文献论证耶稣的思想和行为乃受末世论的影响，他不可能在其《十字路口上的基督教》（1910）一书中将耶稣呈现为道德的启示者，因为，就本质而言，泰利尔是个天主教徒，而非新教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