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心忡忡的神话学者和人类学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中断，并呼吁讲故事的人能为这个新型社会创造出新型的故事—或者其他什么。约瑟夫·坎贝尔认为，从太空拍摄到的第一批地球图像彻底击碎了我们不同的文化叙事，并要求人类缔造出有关盖亚这个大地之母的普世故事。这显然并未发生。罗伯特·布莱认为，男子气概是叙事结构崩塌的主要牺牲者，因为男性无法再通过故事了解父亲的角色和优秀领导者的品质。布莱也希望，通过重新讲述那些已经遗失的神话，男性可以重新构建起他们与这些传统优良品质的联系。

然而，由于人们不具备必需的时间和信任来回应叙事，故事本身无法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如果故事本身和当下主义文化互不相容该怎么办？届时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生活的方向感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如何面对失去所有这些故事的创伤？

面对一个没有故事的世界，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焕然一新，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却是备感压抑。一方面这看起来像是一种积极的、革命性的进步，让我们更有能力迅速甚至无形地去应对新生的复杂事物，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常常退化为推销手段或愤世嫉俗。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都对。

年轻人似乎更能适应这种转变，因为相对来说，他们更不可能哀悼他们可能本来就不知道的那些事。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媒介消费模式，还有社交活动和体育活动的方式。比如，滑板和滑雪运动这种自由而独立的运动就同非叙事性媒体一起蹿红。便携式摄像机、独立媒体和YouTube无疑与此有关，孩子们能在这里轻松地记录下自己的绝技，然后展示给全世界。在仅有2.5厘米高的屏幕上播放一段10秒钟的视频，恐怕难以有效呈现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中的双杀场面（你连球都看不见），但却是展现大胆的单人滑板翻转画面的绝佳形式。个人媒体的个性化看起来最适合与极限运动的个性化联系在一起。不过，体育运动的转变比这个还要深入。

传统团队运动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主流、更大屏幕的电视，更依赖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模式以及来自经久不衰且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的叙事一致性。橄榄球运动有其独特的战线，明确的广告，当地的拥趸和崇尚赢家通吃的精神。这是一种模拟军事的风格，遵循和任何传统教学故事一样的轨迹，也常常具备类似的社会目的和商业目的。一个兄弟连集合在一位父亲式的教练麾下，这位教练在更衣室内带着众人祈祷，然后再用一番堪比亨利五世战前演讲的讲话鼓舞大家的士气。这类修辞手法和价值观在后叙事的世界里就很难引起共鸣。而且，当我们知道教练在更衣室里的赛前讲话中包括用金钱为诱饵鼓动队员弄伤对方的四分卫，那种叙事的品格就被降低了，无论联盟事后多么大张旗鼓地处罚违规者。

与此同时，棒球运动的力量也植根于本地球迷的忠诚和美国精神之中。这些毕竟都是美国的“过去时”了。当金钱的号召力超过了运动本身，团队最终就只能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场搬到那些由赞助商冠名的运动场，而运动员们作为自由球员也都追逐金钱择木而栖。运动员们现在很少出身于自己效力的城市，这使得那种传统的本地英雄的叙事模式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