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观赏性体育的宏大叙事走下坡路这一转变未必能彻底影响这个世界，但旁观者众多的民主模式走下坡路绝对能够产生这种影响力。我们获准接收新闻的渠道拓宽了，最终带来了政策和政治执行模式的深层次变化。当下主义的全媒体管理或许可以防范精英阶层随意制造虚假或误导性的故事，但也导致所有人总在寻找方向，对前进道路上任何一处颠簸都要做出反应，有时甚至会反应过度。

当然，直到最近，电视新闻都在试图强化传统叙事的价值观。就像电影院曾放映的那些纪实新闻片一样，电视新闻也是将现场镜头串联在一起，加入叙事的上下文。20世纪60年代早期，三大电视网—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NBC和ABC（美国广播公司）—每个周末晚上都有一档时长为15~30分钟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都是看起来很可靠的中年男士。这些节目拥有很高的权威性，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总是丝毫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地用“事情就是这样”结束每期节目。日常新闻播报给所有人（从编辑到政客）提供了将零散新闻串联成故事的机会。这也是新闻学院向学生们传授的内容—如何将可能看似没有意义的新闻加工成故事。

晨报可能有更多时间对前一天发生的新闻进行消化、整理和评论，所以我们可以从晨报新闻中了解到灾难已经得到怎样的处理或者如何结束，也锁定了具体负责人，而他也可以出面表态。新闻编辑们还可以选择哪些消息暂时不宜公开，以免因事情尚未解决而让大众太过忧虑。比如，外国独裁者不可能出现在电视节目广告时段，政客们的丑闻也可能被无限期封存。正如《纽约时报》所言，要报道所有“适宜刊登”的新闻，电视新闻节目试图通过一种观众能够理解但最好在入睡前就能抛诸脑后的连贯故事，宣传美国的好处、福利和价值观。谢谢收看，晚安。

这一切都无须掩饰。政界和媒体有一个广泛共识，那就是公众并没有聪明到抓得住一天当中真正重要的新闻的地步。作为美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专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他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中提到：“真实环境太复杂、稍纵即逝，人们很难一下子就弄明白。”由于公众没有能力直接捕捉新闻，因此只能等精英阶层将所有信息及其内涵打磨成一个个简单又顺耳的故事后，再传达给他们。按照这种逻辑，公众也没有资格作为知情者参与民主活动。与此相反，公共关系专家们反而会受雇去说服人们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投票。因此，举例来说，伍德罗·威尔逊在和平年代赢得大选后转而决定参战。他雇用李普曼及其弟子爱德华·伯内斯为美国参加“一战”营造社会共识。

此后，这种模式受到了越战报道的威胁，有关美军士兵饱受战争之苦甚至犯下战争罪行的素材太多，难以再在晚间新闻播报中串联起来。当然故事从没中断过，但故事本事已超出政府及其宣传工具的控制范围。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电视新闻讲述的故事还是比约翰逊总统从下属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更真实准确。我们开始出现认知失调，我们脑海中关于我们是怎样的国家和民族的那些故事，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故事发生了冲突。在一个仍然由故事组织起来的世界里，有关越战暴行和水门事件的报道所传递的只有一个信息：坏人需要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