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他更愿意称之为“快速变化的社会”）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期望膨胀的速度比政府满足民众要求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的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清楚，有人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财富、自由或个人成就，并期冀自己也能达到同样的高度。这场“期望革命”和它所造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全球性，受它们影响的既有富裕国家又有贫穷国家。事实上，全球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所谓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却呈萎缩之势，但他们都在加剧政治动荡。身处困境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扩张中的中产阶级提出抗议，以期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为了获得更好更便宜的大学教育，2009年以来，智利的学生几乎定期发起暴乱。几十年前，高等教育还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而现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但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无法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感到满足了，他们还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教育，并且现在就要。中国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新建公寓楼、医院和学校的质量问题常引发人们的抗议。虽然几年前那些公寓楼、医院和学校根本都不存在，它们的新建已经是进步，但这并不能缓和人们的愤怒，他们希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心态的变化，它对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场深刻的期望和标准革命已经爆发，它不仅出现在自由社会，也出现在那些最为保守的社会。大多数人以不同于他们父辈的目光审视着世界、邻居、老板、牧师、政治家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当今时代，人们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迁移、学习、联系和交流的范围更广、成本更低，这些改变对于人们的认知甚至是情绪的影响因为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而大幅增强。人类的心态和世界观代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