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洛普的数据证实了美国人态度的剧烈转变，该公司从1936开始对民意进行持续追踪。它发现，在美国，民众对工会的满意度以及对国会、政党、大企业、银行、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主要机构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军队是少数几个仍旧受到美国人信任和支持的机构之一。）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美国人尊重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也急剧下滑，其民众满意度从1986年7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数据证实，民众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这并不意外。在《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一书中，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总结指出，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核心政府机构的不满日益加剧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始于美国并席卷欧洲的2008年经济危机更加深了公众对政府、政治家和银行等他们认为应该为此次危机负责的权力行为体的强烈不满。

这些调查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政治和物质生活发生变化时（有时可能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些变化。

心态革命促成了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女性和少数族裔，甚至是企业的小股东，都要求受到公正的对待。许多标准和规范都有深厚的哲学根源。它们在今日的普及和流行虽然还远不完美，但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心态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变化、政治改革、民主和繁荣的扩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教育机会的明显增多以及通信手段和媒体的迅猛发展。

全球化、城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机遇的出现以及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普及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对人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变化的信号效应使激发我们行动的渴望持续显著地增强。憧憬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自然特征，但真正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抽象的生活改善，而是对具体生活状态的渴望。经济学家指出，移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之所以要移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绝对贫困，而是因为相对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和外界接触得越多，由接触激发的渴望就越强烈。

心态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全球价值观的兴起和由渴望激发的行为的增多成为权力的道德基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们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传递：事物并不一定总是一个样子，它们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更好的呈现。它们也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在人们眼中都不再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