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表4–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革命对权力的四种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构成了挑战。毫无疑问，不管是通过法律或军队，还是通过政府或垄断来实施，强制执行都是最生硬的权力行使方式。随着三大革命的不断发展，依靠强制手段的组织为维持对所在领域的控制而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美国和欧盟对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的无能为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预防和抑制非法移民与非法贸易，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边界地区修建隔离墙和围栏、加强边界控制、应用生物识别技术、设置临时拘留所、发动警方突袭、召开避难申请听证会以及将非法人员驱逐出境等。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即使不是徒劳的，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为了阻止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流入美国，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毒品战争”，却没能取得成功。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球价值观的普及让人们拥有了挑战强制性权威的空间、渴望和手段。公民自由、人权和经济透明等价值观日益受到推崇，得到越来越多的倡导者、专家、支持者和平台的推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强制执行已无可能，而是实行强制措施的成本升高了，而其效力降低了。

随着三大革命的发展，通过准则或道德义务行使的权力也面临着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依靠习俗和宗教制定道德秩序、解释世界。的确，因为疾病和贫穷而寿命短暂的人们在应对生活、互相支持和接受残酷现实的过程中，依靠的是植根于家庭或紧密联系的团体的传统。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像从前那般依赖传统的信仰体系，更愿意尝试接受新的信仰。

在物质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今天，习俗或道德义务几乎失去了吸引力，除非它们能反映变化着的形势。天主教会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天主教会越来越难招募到愿意誓守独身的神父，也越来越无力应对来自小型福音派教会的竞争，后者能够将教义同特定地方社区的文化及具体需求结合在一起。天主教会的危机发出的警示引人注目。

说服和吸引也是权力的作用渠道。例如，广告公司或房地产经纪人会游说消费者，选民或雇员也会被各种利益所吸引。三大革命同样改变着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图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场选举即将到来，候选人或政党为了争取选票，会发信息、打广告，并承诺在赢得选举后为选民提供服务和工作机会，作为对选民支持的回报。数量革命造就了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见多识广的选民，他们不大可能再被动接受政府的决策，反而更倾向于详察官方的行为，更积极地寻求改变并主张自己的权利。迁移革命使选民的人口构成更加多元和分散，也更加不稳定。有时，迁移革命还会造就一些利益相关的个体，他们虽然身处远方甚至国外，却能够影响辩论和选民。心态革命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怀疑日益加深。

雇主、广告客户和其他想要吸引社区民众支持或消费的人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因为社区人口的利益和偏好趋于分散、更加多元。要吸引一小部分人容易，要吸引一大群人就没那么简单了。规模的优势越是缩小，小众市场和单一议题政治越是受益。因此，在市场力量和小对手的迫使下，大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像利基企业，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了依靠规模带来压倒性权力的大企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