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简易爆炸装置更阴险、更适合隐秘战争的是今天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终极武器：受到鼓动后为了执行任务而随时准备放弃生命的人。据统计，1990~2006年，全球最致命的30起恐怖袭击中，有22起是自杀式爆炸袭击。殉道的做法古而有之，敢死队不断出现在战争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杀式袭击的数量急剧上升，其频率和精心部署都是前所未有的。前现代动机和后现代可能性的结合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三大革命扩大了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影响。袭击者利用了今天无与伦比的出行便利，殉难文化为其犯罪行为赋予了合法性、吸引着新的追随者，媒体的放大效应加剧了袭击的恐怖效果，不仅袭击目标感到恐惧，就连远方的人也会感到恐惧。并且殉道文化的效力坚决彻底，当一个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接近目标、根本不想逃走时，要想彻底有所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分散的隐形战争也会使用现代工具，网络已经成为新型分散战争中与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袭击一样的必要元素。在网络战争的前沿，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对民用和军用设施的袭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以及对目标政府或人群所依赖的网络和平台的破坏。但更简单的攻击是利用网络发出好战的声音，夸大敌对信息，散步宣传资料和威胁，吸引新的追随者。在美国和欧洲，反恐战争中一些刺耳的公众呼声常常被嘲笑为军事经验不足，但2009年12月成功袭击了中央情报局阿富汗基地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拿起武器之前曾是一个“圣战”专家。互联网不只是扩展“圣战”的工具，还是使人们变得激进的工具。

所有这些工具和技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极易获得。2009年年底，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莫斯·亚德林将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就军事能力而言，以色列的敌人仍远远落后，但他们却在利用“精确导弹、计算机、防空武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无人机”奋起直追。他补充指出，借助商用计算机，以色列的敌人可以为自己的通信加密，并对以色列的资源发起黑客攻击。亚德林说：“网络空间的权力让小人物拥有了过去只有超级大国才有的能力。无人机也是一个例子，有了无人机，再也不用考虑袭击的距离和时间问题，也不用担心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亚德林将军的话概括了军队、部署军队的政府以及他们所要保护的公民现在面临的困境。在将政治、商业及宗教权力分散开来的离心力面前，军事领域也没能幸免。权力的衰退改变了冲突的方式和可能性，新工具的普及和成本的降低增强了小型非传统、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媒体和通信系统让世界了解了冲突的进展，也强化了冲突的影响。

随着这些新兴小型军事行为体的成功，那些时刻准备着发挥影响力的新行为体（以及未来的新行为体）知道了该如何效仿。这并不意味着无休止的小规模冲突不可避免，但对于那些视和平为道德或实践要务的人来说，这确实具有深刻的含义。

同时，关于当今时代权力的获得、维持和丧失，这其中也意味着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