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这一图景复杂了许多。“9·11”事件的重击粉碎了美国人认为本土绝对安全无忧的幻觉。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的难以解决暴露了美国在军事优势上的局限，金融危机及大衰退将其经济问题暴露无遗，两大主要政党的较量加剧了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趋势。然而，这一时期，美国并没有遇到清晰的对手。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不同凡响，但相对于美国来说仍难望其项背，并且两国自身都有严重的弱点。其他大国也没有达成能够利用美国弱点的重要联盟或协定。经典均势理论的要素（各国谋划联盟以抵消另一个联盟的影响力并限制其势力范围）尚未显现。少数国家开始明确地在几乎所有国际场合（从贸易规则谈判到气候变化谈判）争夺主导权，但这毕竟还是和边界地区的武力集结有天壤之别。自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公开反对由美国领导的北约的军事联盟。然而，对于美国霸权的行使，国内意见并不一致，最多只能说是前景并不明朗。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在过去几年中，这种不确定确实引发了很多的猜测与担忧。

有人回应指出，霸权国要付出经济及政治成本，但近年来美国承担这些成本的经济能力和政治意愿都在下降，这是美国衰落的信号。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描述了世界权力体系在500年中的起起伏伏，在结尾部分援引以往帝国的经验，就美国并不牢靠的统治地位发出了警告：当一国不能整合资源以支持过度扩张的军事行动时，其统治地位便岌岌可危了。苏联解体似乎驳斥了肯尼迪的预测，但“9·11”事件后的世界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一预测的合理性，甚至一些美国霸权的鼓吹者也开始担心，现有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一些阴险的竞争者的出现，而是美国无法扮演好自身的角色。著述颇丰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巨人》（Colossus）中提到，美国应该多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承担起作为“自由帝国”引领者的责任。弗格森认为，战后所有的规则和制度都加起来也不足以应对从技术中汲取了新力量的流氓国家、恐怖主义或是疾病，“世界需要一个能够干预的机构……控制流行病的传播、推翻暴君、结束局部战争并根除恐怖组织”。也就是说，世界需要一个有能力且活跃的霸权国。

关于国际竞争的未来趋势，可谓众说纷纭。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预测，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逐渐统一的欧洲开始争夺权力，“21世纪将向19世纪看齐”。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竞争者虽然并未公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其正采取“软制衡”的手段限制和削弱美国的霸权，比如通过非正式协议、在国际论坛上结成投票集团或是拒绝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请求。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弗格森的担心过于夸大了，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害。即便当今世界像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后美国世界”，不断有新的竞争者出现或是存在着多极，美国也依然享有独特优势，而这些优势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还在强化美国的权力。

还有人担心，全球经济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霸权还是国际规则都可能不复存在。他们害怕世界秩序的原始状态（无政府状态）将再次生根。早在1994年，罗伯特·卡普兰便觉察到，无政府状态在随着失败国家、种族冲突、难以控制的恐怖团体和犯罪网络的增多、已经连结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脆弱性的突显以及疾病的传播和其他灾难的蔓延而逐渐显现。政治学家兰德尔·施韦勒的观点更可怕，他把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比作物理学中“熵”状态的开端。当一个体系混乱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发生不可逆的熵变。施韦勒认为，信息超载、身份及利益的大不相同让国际政治变得混乱无章，“熵会减少并化解体系中的有效能量。没有人知道权威在哪，因为根本不存在权威。没有权威，便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统治和支配”。

显然，世界体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以上讨论虽然重要，但在世界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各种观点本身就大相径庭，并且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看法。如此看来，上述讨论便略显空洞。权力衰退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