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的平坦化意味着，少数几个主导国（更不用说单一霸权）不能再左右国际合作的方向以及世界如何处理当前和将来的危机的方式。它同样意味着传统的外交设置的重要性下降—外交部、大使馆及工作人员、国家救援机构以及其他双边服务系统，在过去，这些设置控制着双边活动的方式，外交人员曾是特定互动规范的看门人和守护者。如今，他们的媒介作用不再那么明显，传统治国之道的优势也不那么突出。小国也有充分的主动权，非国家行为体可以畅所欲言，而且对于海外公众舆论，各国也有很多渠道长驱直入。

过去的70年由相互合作和威慑建立起来的根基已经足够强大，它完成殖民地自治化，抵御侵略和进攻，并限制脱离和分立。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些不灵便的联盟由意识形态和军力堆砌起来，它们的解体看似是意外，却肯定了核心的规则。总之，主权国家仍然存在，它们拥有的主权独立的派头并不是不值一提的：军队、边境管制、货币、经济政策和税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它在这场由谈判、联盟、协议、宣传和对抗形成的大博弈中得以表现）便有了存在的理由。

狗虽有得意的时候，却也不能总是摇尾巴。美国或是中国的力量相对于欧洲、拉丁美洲或是亚洲的小国来说，无论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处于绝对优势。跟不上的是权力的效能，而不是它的潜能。美国总统的电话任何时候打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有人接听。他可以闯进一场其他领导人的会议，改变谈话的方向。照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这些动态的权力常在国际会议和峰会等场合显现，并影响着会议的结果。这些人给自己贴着那样的标签，不能简单地说是侵略主义或者对于老方式的缅怀：事实上，这样做确实不一样。

但是权力的终结意味着沉溺于哪个大国在崛起、哪个大国在衰落的话题，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好比说地缘政治到最后只是沦为全球精英的零和博弈。是的，任何一个引起各国对抗的问题，就这问题本身而言都是重要的。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军力水平上的趋同化当然值得关注，而对于美国呼吁中国升值人民币的请求，中国的反应同样不能不予以关注。美国和欧盟在贸易政策、农业补助以及对战争罪犯处理方式上的差别一样值得注意，印度和中国对于碳排放问题的立场也一样，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一个霸权国的倒下必由另一个霸权国取而代之。以后的超级大国不仅看起来跟其前辈不一样，其做法也将不同。大国随意操纵的空间已经大幅缩小，而小国阻止、引导或只是简单地忽视大国的能力将不断增强。

那么是不是说另一个观点就是正确的呢？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活跃的资金流、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官方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免费代理，这一切相互交错，关系模糊，搞得形势更为复杂，是不是说这个世界正奔向一场21世纪更新版的霍布斯所称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默认的答案是肯定的，除非等到我们适应了权力的终结，并且接受无论是在政府框架之内还是之外，我们跨越国界合作的方式都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