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方面，美国的商业银行（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储蓄服务的银行）受到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之前1929年的危机曾致使美国1/5的商业银行倒闭，前任检察官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在国会举证说，银行在过度投机中推波助澜。该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业务、为顾客买卖股票债券的经纪业务，以及通过自身账户买卖股票债券的自营业务。然而到1999年，该法案被取消。随后几年，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银行纷纷建立或收购投资银行，通过大量短期借款提升资本杠杆率。

人们所说的“恶性竞争”给银行业和航空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不过这个术语已不再流行。航空公司不断开辟新业务，银行不断向外发放贷款，都是考虑到企业管理费用可以分摊到越来越多的航线和资产上，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可是，当所有航空公司都大肆扩张之时，它们之间的竞争会破坏彼此的盈利机会。2005~2006年之所以出现疯狂的“打包分销”贷款浪潮，也是因为银行考虑到如果不把新资产卖掉，损失就只能自己承担。但它们没有考虑到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打算，从而导致整个产业过分膨胀。结果就是，这些产业不断爆发的危机造成了就业和利润的损失，也波及其他经济部门。

银行业违背了现代经济的基本概念，它们投入巨额资产参与赌博，而没有形成现代经济良好运转所必需的远见和判断力。

金钱文化、自负心理、做和想

曾于20世纪80年代担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夫人丹尼埃尔·密特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RTL电视台采访时批评了法国的经济文化：“众所周知，今天的制度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金钱是导师，金钱决定着一切。”这一论断不但明确指出如今比过去有着更强烈的“向钱看”的倾向，而且意味着资本主义是靠金钱驱动，而密特朗、贝当或考伯特（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家）主张的社团主义则不是。然而在社团主义经济制度中，寻租和庇护行为也在追逐金钱，与前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但与社团主义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除了人们对利益和金钱的追逐外，还在于他们想创造不同的愿望：为社会做出贡献，让自己青史留名或者参与激动人心的事业。

即便在美国，金钱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颇具诱惑力。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十分在乎少交税，而剩余的99%的群体十分渴望政府对高收入者严加看管——如果媒体上的议论准确的话。这些景象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在探究经济活力下降的原因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20世纪60年代或20年代相比，金钱在今天的影响力是否更大？知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深入观察过金钱在20年代的美国的地位。他注意到，除经理人外，其他员工对业务都没有发挥想象、思考或投入感情，于是希望通过雇员联合体培育一种“新个人主义”。他的巨大贡献是，把员工的想象力、思考力和情感引入公共议题：过程同样重要，目标的正确并不代表手段的正当性。杜威在1929年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