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和就业之间还有两种联系且都与税率无关。我们已讲过，财富增长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劳动供给），从而减少就业。当然，雇主支付的税后工资（或净工资）的提高会产生相反效应，吸引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导致就业增加。在很多经济模型中，净工资与财富的比例很关键，工资和财富同比提高的效应会相互抵消。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产率增长再度加速，这一比例在50年代早期到1965~1975年持续提高，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就业水平在60年代达到顶峰的原因（见图10–2）。在生产率增速显著下滑后，工资增长减速，该比例也随之下降，这可以部分解释1979~2008年就业率普遍较低的现象。1995~1996年的就业率比较正常，也恰好对应着正常的工资财富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前10年中期的剧烈波动可以用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解释。如果我们把社会财富的因素加入工资财富比中，使分母增大，则可以为2011~2012年后危机时期的高就业率和1995~1996年的正常水平的差距提供一半的解释。

另一种联系通过对劳动的需求产生作用。如果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将来的福利支出筹集资金，之后再通过增税偿还债务（与战争支出一样），那会产生未来甚至当前的利率上升的预期，并且可能会在某个时点提高税率。即便在今天，虽然储蓄者愿意以较低利率贷款（因为对未来发展的期望降低），利率提高的预期也会压低股票价格和企业资产评估，而企业需要这些资产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厂房、员工和海外顾客等。

新增福利对就业的影响可以从所谓的“希腊病”中看到，它甚至可以被称为“美国病”。有效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公布一段时期的财政收入增长情况，这会降低公共债务，进而减少人们的私人财富，减少数量相当于新福利带给他们的社会财富的增量。通过这个办法，新项目可以“中和”就业和储蓄的财富效应。这种策略是笔者首先提出的。然而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政府采取了其他策略：在2001年和2003年实行减税政策。我曾在2001年2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不支持减税的理由》（The Unproven Case for Tax Cuts）中断言：

减税将给未来带来负担，要么减少公共服务，要么增加公共债务。这些负担……表明不支持减税的依据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小布什的减税政策造成的负担会永远存在，其激励效应（刺激劳动供给）的有效期则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效应会逐渐减弱，就业的结构性提升将消失，因为工人和经理税后工资的提高会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如果不削减公共服务，税率必然会提高，以应付公共债务的扩大。但据我们所知，未来的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小布什的经济政策背离了美国人传统的用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变得更美好的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改善精神表现在把税率定得足够高的政策上，以清偿政府债务，并提供在未来降低税率的可能性。在华盛顿大规模减税、更大的支出增长这一失败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令人不安的经济哲学观的变化。

当然，议员们会让税收负担滞后于他们制造的福利项目，这并不奇怪。如果在推出新福利项目时就明目张胆地增税，这样的福利项目可能难以得到足够的赞成票。通过减税，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专家们认为未来并不见得必须增税，这也是对税收不足的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