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期，都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与主流社会作对，他们标新立异的做法能够吸引众多的目光和青睐，群体总是会无意识地模仿他们，这就是建立榜样的一种方式。但无论这些人多么有个性，都不能逾越传统，至少不能大张旗鼓地反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如果他们这么做，显然会增加模仿成本，使模仿越发困难，进而也不利于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过分前卫的人，一般都不会对群体产生影响，两者界限分明，也无法过渡。因此，欧洲文明尽管优点泛滥，但他们对东方民族的影响却始终微不足道。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理解尚不可能，又何来所谓的接纳？没有接纳，又如何被传染影响？

从长远看，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人极其相似，包括那些貌似不受这些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科学家和文人等，他们的思想和风格有一种相似性，我们可以轻易地从这些特征中辨认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甚至与某个人不用通过长时间的交谈，我们就能全面了解他喜欢读什么书、有什么消遣习惯、生活环境如何等问题。

传染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迫使个人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以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43]为例，它在1845年上演时颇受蔑视，观众也是寥寥无几。但过了几年，《唐豪塞》却声名鹊起，那些之前尖刻批评它的人，此时对它大加赞赏。传染的威力如此之大，所以谁掌握了传染的技巧，谁就主导了舆论，谁就可以成为控制群体无意识的真正主人。

意见和信念的普及最容易受传染的影响，群体绝不会接受推理或论证。目前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都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些都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每个时代创立大众信仰的方式都如出一辙。19 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勒南，他就曾精确地把最早的基督教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伏尔泰在谈到基督教时也注意到，“在该教创立后，最初的一百多年里，接受它的只有少数的社会败类”。

与前面提到的情况相似，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还会扩散到社会上层。一个信条在被它的首批牺牲者接受后，就会开始向社会高层蔓延。传染的威力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连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殆尽。

这就解释了一个事实：不管一种观念多么荒谬，只要得到大众的接受，最终它都会以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

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的确是个较为奇特的现象，由于大众的信念多数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也就致使这种观念在自己的诞生地不会产生过多影响。在个别领袖和鼓动家被这些观念征服之后，他们会取为己用，逐渐歪曲改装，重新组织一些再次曲解这些观点的宗派，然后开始在群体中传播。观念经过这个篡改过程后变得更加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在被低智能的群体互相传播后就演变为大众的真理。然后再以新面目回到自己的发源地，继续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

从长远分析是智力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是这只是一种间接性作用。当哲学家通过这个过程取得思想的最终胜利时，他们早已驾鹤西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