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认输，但不认命。第一个单位是在学校官方招聘信息上找到的，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叫《当代商报》。先从实习做起。投简历，草草面试，也没有要看我的毕业证，复印了身份证就通知我第二天来上班。

报社在曲折的巷子里面，陈旧简陋，摇摇欲坠的两层楼。编辑室与发行部也并未划分开，感觉粗糙随意，彼此间也没有交流。没有我的工位，就四处找琐碎的事情做，以免尴尬地呆坐着。

有几个编辑部。我所在的编辑部主任一口浓郁的乡音，办公室的人分别是他的女儿、侄女和情人。他们上班也无所事事，抽着烟，聊着只有他们懂的八卦，我这个外人显得分外格格不入。大约两周后，主任调我去广告部，说如果能谈到两单就给我转试用。我骄傲又倔强，却也得无奈地对着黄页一个个拨过去，说着一样的话，边说边环顾四周，声音越说越小。我还偷偷发短信给父亲，有没有朋友是做生意的？有钱吗？需要投广告吗？帮帮我吧。幼稚得可笑。

常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变得如此糟糕？

自然不会待太久。那报社没多久竟真的倒闭，主任的去向我当然不得而知，也许会在另一个办公室，和他的侄女聊着彩票，吐着烟圈，悠然依旧。这世上本就有各种活法。

我有些急了。找《都市报》副刊部的编辑明明，问她有没有适合的工作，打杂跑腿均可，只要让我待下来。大学时常投稿给她，对我亲和委婉。我们约在附近的餐厅吃饭，她说，多写稿来，稿费可以补贴一些生活开支，至于工作，编制已满，无能为力。记得后来，我离开长沙时也与她在同一家餐厅吃饭。她鼓励我，在外漂泊，练就一身本领便回来，到时再试试能否帮上忙。记得她一直微笑说，年轻时也曾向往北京，因为爱的人在那里，却没有勇气去追寻，于是变成悔至今天的痛。

终于，父亲拜托了省委的朋友，让我去一家新闻网站面试。离我住处很远，需要转两趟公车。正是烈日当头，我被烤得无精打采。或许是连番的打击，让我并没有太多信心，只是觉得既然有了希望，不去争取一下会是个遗憾。那时，同学们都陆续找到了教书的工作，黄瑾和童童都考上了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我形单影只，觉得自卑。

面试后第二天，他们竟然打电话给我，说可以直接试用，想必是父亲的关系有些用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