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目前市场的形势了。

——沃伦·巴菲特，1967 年10 月写给合伙人的信

格雷厄姆那代人已经带着对经济大萧条的残酷记忆，慢慢淡出历史舞台。眼下在华尔街打拼的是崛起的年青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29 年大萧条发生时还尚未出生，也很反感上一辈人总是把对大萧条的悲惨记忆挂在嘴边。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大萧条到来之前经济形势一路高歌猛进的岁月没有任何记忆。在他们看来，投机是无可指摘的，20 世纪60 年代的牛市对于他们就像初恋一样充满了新鲜感，连他们交易的许多股票都是新的—电气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小规模成长型企业。这些股票的价格上涨需要股民的信心支撑，当时人们对股市的信心十足，股市牛气冲天。

当巴菲特的合伙公司规模还很小时，这些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但是，随着他管理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他变得越发惴惴不安。一方面，他手里有更多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另一方面，他能买到的价值低洼股却越来越少，这就使他陷入了困境。日复一日，他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实际上，他在60 年代晚期给合伙人写的信就像是一部之前时代的编年史。华尔街因为股市一路高歌猛进而兴高采烈，巴菲特却为此变得忧心忡忡。

1966 年初，他迈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合伙公司不再接纳新合伙人了。

同时，巴菲特也受到《美国证券法》的约束，它规定合伙制企业最多只能有99 个合伙人。据他的律师唐·莫内恩说，把钱交给他打理的人数远远超过了99 人，但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并没有超过99 人的上限—他把一大批投资人看作一个整体的实体。“这是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莫内恩说，“我并不怎么了解这个法律条文的真正意义。”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就需要得到整个董事会的同意。并且我也提醒苏珊，如果我们有了更多孩子，就要靠她为这些孩子找到新的合伙公司了。

巴菲特不再开闸，华尔街的投资却如同洪水一般泛滥。越南战争把股市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年轻人在街上游行集会，他们的父母则看到了战争给经济扩张带来的影响，纷纷在证券交易所排起了长队。共同基金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创立，而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了1 000 点大关。道琼斯指数曾3 次达到这一心理关口，每次都在这个充满魔力的指数附近收了盘。到了1966 年春天，股市的急剧下挫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都在做短线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