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就无法如此轻易地得到挽救，一方面是因为那家商店早已破旧不堪，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需要不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现有的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巴尔的摩的市中心也在日渐衰败，不管百货公司的股票是否便宜，用不了多久巴菲特就意识到自己做的这笔买卖并不划算。

另一只立足于长线的“低价股票”—纺织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同样麻烦缠身。正如索尔·帕索曾经警告过的一样，制衣业的情况很不乐观。1967 年仲夏，巴菲特语气沉重地告诉他的合伙人，他暂时看不到任何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状况能得到改善的迹象。

与此同时，华尔街仍然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投资喜悦中。投资股票不仅利润可观，而且自20 世纪20 年代以来第一次变得趣味盎然，成交量一直在飙升。试想一下，在50 年代巴菲特刚开始正式投资股票时，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的换手量也就是200 万股；而到了1967 年，这一数字已经猛增到1 000 万股。这样一幕足以体现出这种投机心切：当艾比·霍夫曼于1967 年夏天去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时候，他突发奇想，从观光走廊上向场内扔掷美元钞票，惹得下面的职员们四处奔走抢夺战利品。在美国西海岸，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Kleiner Bell ）的客户们站在行情机前狂喊：“涨停、涨停、涨停。”就这样，道琼斯指数又攀升到了900 点附近。

恰逢此时，美国国会又采取了行动，当然，除了听证会还能是别的什么呢？8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像10 年前的格雷厄姆一样，出现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共同基金的爆炸性成长问题。萨缪尔森指出，全美国共有5 万名共同基金经理，平均每个经理为7 个投资者打理资产。大多数基金经理显然没有什么能力，但业界的高收入还是让他们过着优越富足的生活。共同基金对投资者收取高达8.5% 的前端费用是很正常的，这还不包括投资人需要支付的全年管理费用，前端费用只是被基金经理用于支付市场营销费用并让他们过着大富大贵的生活。（相比之下，巴菲特只抽取投资人利润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没有收取前端费用和管理费用。）萨缪尔森说：

我每付出1 美元，只有91.5 美分是我赚取盈利和资本增值，其中的9.3% 又以销售费用的形式流失了。

共同基金的繁荣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特权投资阶层的崛起。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发挥了比散户更大的影响力，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巴菲特认为，很多职业投资者的投机心态比散户还要严重。原先人们认为职业基金经理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而散户在买卖股票的时候容易头脑发热，结果现实中这两种假设刚好颠倒了。有一位精明的观察者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