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后来在谈到此举的动机时口气十分轻松，他总是习惯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他说加入高地乡村俱乐部是因为“那里的食物更好吃一些”，而实际上，他很少去那里。除了他对公民权利的关注之外，人们都怀疑他是否真的对犹太人有种特殊的感情，也许与对格雷厄姆略的崇敬之情有关吧。犹太教教士迈克·克里普一家是巴菲特家的常客。他觉得巴菲特是一个“犹太哲学家”。（巴菲特总是和迈克·克里普开玩笑说他想为自己女儿挑选一个“出众的犹太男孩”。）

但在奥马哈人看来，巴菲特加入高地乡村俱乐部一事还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它宣告了巴菲特与他那宗教观点浓厚的父亲在观念上的背离。

迈尔·克里普曾和霍华德·巴菲特一起就霍华德支持在公立学校举行祷告仪式的做法展开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克里普认为沃伦·巴菲特的这一“表态”“是对父亲的做法的一种强烈反应，不啻为一种政治声明”。

巴菲特夫妇还参与了具有历史开拓意义的堕胎事件。苏珊在计划生育活动中非常活跃，他俩一起强烈支持堕胎合法化（当时在许多州里堕胎还是非法的）。1969 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利昂·贝洛斯的案件。利昂·贝洛斯是一名医生，他因为给一名妇女推荐了堕胎医生而被起诉。查理·芒格曾在报上读到有关贝洛斯的事情，然后就给巴菲特打电话，两人随即决定支持利昂·贝洛斯。

查理·芒格把贝洛斯案当成是一场关乎个人权益的斗争。他组织起草了两份案情摘要，一份由178 名医学院院长和教授联合签名，另一份则由芒格自己起草并由17 位知名律师共同签名。1969 年9 月，贝洛斯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这是美国首次宣布堕胎法违背宪法。在巴菲特看来，高地乡村俱乐部事件和贝洛斯事件的性质是相同的。巴菲特支持的都是他认为有利于社区利益的那一方，同时摒弃了宗派主义。以他那种理性的、股票投资人的观点看来，社会拥有开放性的团体和自由堕胎方面的呼声远远高于隔离主义者和反堕胎主义者那种狭隘的利益。

除了政治之外，巴菲特把1969 年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清算公司的投资组合。他的叔叔弗雷德碰巧在同一时间关闭了巴菲特父子商店，这个家族杂货店从开业到关门恰好延续了100 年。这年秋天，巴菲特和苏珊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举办了一场聚会。他们邀请了180 位客人，还从斯特奇熟食店弄来很多三明治和成架的香肠。巴菲特家的大门被一串闪烁的小灯照得灯火通明，门两侧还放置着一对将近1 米高的百事可乐瓶子。应邀前来的有驰骋政界和商界的朋友，有黑人和白人，有“富翁和苦苦挣扎的打拼者”。女人们有的穿着鸡尾酒会晚礼服，有的穿着喇叭裤，有的穿着裙裤，还有的穿着迷你裙。参加聚会的人还在日光浴室里画了两个穿紧身衣的女孩图形。W·C·菲尔德和梅·威斯特在壁球场上一显身手，大家还可以从一台炸爆米花机里拿到香喷喷的爆米花。一位客人说他根本不知道奥马哈竟然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