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论如何解读，人们似乎都难以解释巴菲特为何把这样一段关系驾驭得游刃有余。也许这与他带给她的年度报表有关，巴菲特好为人师，就像他给合伙人写的信一样，而凯瑟琳恰好是一个非常虚心、接受力很强的学生。《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董事说：“有些人的猜测太愚蠢了，她总在开董事会前就餐，我们离开后可能沃伦还没有走，但我从来不认为这和性有什么关系。”

不过，公司的高管和董事们看到，巴菲特与凯瑟琳这一联盟确实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乃至对巴菲特的投资都带来了影响。现在要想让凯瑟琳打开支票簿签字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对此大家完全有理由归咎于巴菲特。在奥兰多市成为旅游胜地之前，公司负责广播事务的乔尔·查斯曼有个机会用1.2 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这本来是一笔绝佳的买卖，”乔尔·查斯曼说，“你完全可以预见它将来一定会大有市场，但是公司最高层中不知道是谁在作梗，这么好的提议竟然被驳回了。”

觉得有人从中作梗？凯瑟琳曾给巴菲特打过电话，巴菲特认为要价太高了。

在《华盛顿邮报》常常发生这种放弃收购机会的事，很多公司高管都感到万分沮丧。巴菲特对移动电话和有线电视业务都没什么兴趣，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投资。（他当初投资《华盛顿邮报》是因为它的出版业和电视业能够产生直接的现金流，而不需要用大量的利润重新进行投资。）对于创办新企业或是应用新技术，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业务对于巴菲特而言实在太新了，就好像要求他不要吃汉堡，而改吃外国食品一样。

如果巴菲特不能亲眼看到一家企业，他是不会轻易投资的。对他而言，仅仅有某个专家对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保证却是很多高管们所依赖的法宝。巴菲特与众不同，如果对某种冒险的事业没有理解透彻，那么他会本能地觉得自己在投机，他是绝对不会在上面下注的。

由于凯瑟琳对巴菲特的依赖，《华盛顿邮报》有时会错失良机。但在董事会办公室里主政的凯瑟琳甚至连那些巴菲特不擅长的事情都会去找他商量，因此巴菲特身上明显的保守主义态度逐渐渗透到了整个董事会。

在加盟《华盛顿邮报》之前，乔尔·查斯曼曾在纽约的WINS 电台创办了一个全新闻栏目。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他曾提议《华盛顿邮报》创办一个全新闻的有线节目，泰德·特纳也提出过同样的点子。然而，这一提议在《华盛顿邮报》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就没能通过。乔尔·查斯曼说：“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打算要买什么，这与企业的创新精神是相违背的。”查斯曼备受打击，于是他想把《华盛顿邮报》的广播部门脱离出来变成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华盛顿邮报》的总裁马克·马尔在辞职时写了一封长信，极力主张把《华盛顿邮报》私有化，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故步自封的公司手里还掌握着大量公众的资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后来接替了马克·马尔的位置，在另一项提议遭到拒绝之后，他语带揶揄地说道：“奥马哈的圣人又开口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