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巴菲特的劝说下，《华盛顿邮报》用它的闲置现金买入了自己公司的750 万股股票，占到了总股份的40% 。因为在这期间，公司的净收益增长了7 倍，而每股收益，也就是每块比萨上分到的奶酪，增加了整整10 倍。

诚然，那几年整个传媒界生意火爆，但是就巴菲特所认可的唯一尺度—投资者的利润回报而言，《华盛顿邮报》在整个行业中都是独占鳌头的。

试想一下，在1974~1985 年这11 年间，《华盛顿邮报》为股东平均每1 美元的资本挣到了可观的23 美分，而大都市公司和《时代镜报》的业绩仅为19 美分。

《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以年均35% 的惊人速度不断增值。加上红利，其全年的收益高达37% ，大都市公司是32% ，而《时代镜报》勉强达到24% 。《华盛顿邮报》比它们都更胜一筹。截至1985 年年底巴菲特离开《华盛顿邮报》董事会，伯克希尔·哈撒韦当年所投入的1 000 万美元资金已经升值到2.05 亿美元。

在巴菲特加入《华盛顿邮报》董事会后不久，他又重新对另一家老字号公司产生了兴趣。这家公司在华盛顿历史悠久，而且巴菲特在早年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时曾坐火车前去拜访，不过当年巴菲特叩开这家公司大门时，它还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中，它成长异常迅速。洛里默·戴维森，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个周六耐心倾听巴菲特提出问题的人，已经晋升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也一跃成为全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商。

然而，在20 世纪70 年代初洛里默·戴维森退位以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有了新的管理层，公司的掌舵人换成了拉尔夫·C·佩克，公司的气氛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保险公司被新出台的“无过错”保险法规以及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挤压得焦头烂额。拉尔夫·佩克努力想克服这些问题，谋求自身的发展，于是放宽了公司只为最低风险驾驶员承保的一贯做法，而且保费依旧和过去一样低。自然而然地，保费收入增多了，现金也滚滚而来。

在一段时间里，这一切都显得太平无忧。但是让人揪心的是，高风险驾驶员因为屡屡发生交通意外而开始要求更多的保险赔偿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仅如此，通货膨胀也使得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负担的医疗费用和汽车维修费用大大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