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概谈到凌晨两三点钟左右，他想知道我准备采取的对策，以及我对企业存活能力的看法。我记得当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谈到了家庭和其他一些东西，但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大概有80 ％的时间都是我在说话。

经过这番彻夜长谈，巴菲特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几乎无所不知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依然延续了过去的低成本运营方法，就是不依靠销售代理人来进行经营，这个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粗略地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每获取1 美元的保费收入，只需要支出15 美分的费用，而其他保险公司的平均费用大约为24 美分，这就使得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可以降低保费，并在挑选客户时更有选择空间。后来，它显然放弃了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公司潜在的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安然无恙地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盈利能力就能重新焕发生机。

巴菲特的天才之处在于，当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经营乱作一团而且面临破产威胁时，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和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运通公司一样，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也是“一个正在经历暴风雨洗礼的伟大企业”。但即便是在阴霾密布的时候，巴菲特也能预见暴风雨之后的艳阳高照。

当晚，巴菲特其实也对约翰·伯恩个人进行了一番考察，伯恩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伯恩的言谈举止更像是公司的主人，而不像一个颐指气使的经理人或是官僚。他坚毅果断，具有杀伐决断的气概，这正是一个企业渡过危机所必需的。也许伯恩性情多变因而不能在和平时期有效地率领部下，但作为一个战争时期的将领，巴菲特认为他是绝佳的不二人选。

我并没有问：“约翰，摆脱危机需要多长时间？”因为这根本无法预测，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理解得很透彻。

约翰·伯恩会用某种方式做到这一点，而且一旦他做到了，这么便宜的股票自身就证明它是一片价值洼地，也许还有更加诱人的投资回报。

在约翰·伯恩离开几小时以后，巴菲特就给自己在高盛公司的经纪人罗纳德·卡特曼打电话，让他以每股2.125 美元的价位买进50 万股，并说随时准备“再买几百万股”。在《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兴奋过度的巴菲特泄露了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也许会破产的企业。有可能下周，所有的投资都会化为泡影。”但是只要巴菲特开始投资了，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收手。伯克希尔·哈撒韦很快便投资400 多万美元买进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

约翰·伯恩事后评价说：“在凯瑟琳·格雷厄姆家的那个晚上是一个转机。”不过，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还远远没有脱离险境。首先，约翰·伯恩需要说服监管当局给它足够的时间来摆脱危机；其次，他需要说服自己的竞争对手为它提供再保险，以此来降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发生损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