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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革命也越来越深入，妈妈还在学校关着不能回家，爸爸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每天的三顿饭都是我来做。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爸爸说第二天他要把妹妹送到奶奶家，她们那里是小镇店，折腾的不厉害，还算安全。看着爸爸总是阴沉的脸，我想起妈妈离开家那天早晨，爸爸提着前一天打好的行李卷送妈妈。学校红卫兵勒令妈妈这样有问题的人都要住到学校去接受改造。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大家都听红卫兵的，他们要人们做什么谁也不敢违背，这个组织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军队警察，就连傻二都能成立的一个组织，谁赋予它这样大的权力？

走到门口，爸爸把行李放到自行车上，这时妈妈抱住爸爸，头埋在爸爸的怀里，肩膀抽动着，好像在哭泣。爸爸用手轻轻拍着妈妈的背。我和妹妹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爸爸妈妈。我在学校见过红卫兵打人，知道妈妈这一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一会儿，妈妈抬起了头看着爸爸，好像要说什么，嘴角抽动着什么也说不出来。爸爸轻轻地对妈妈说不管怎样，一定要活下来。不能死，死了就什么也说不清了。

妈妈抹抹眼睛，点点头。她回身走到我和妹妹身旁，抱抱我们，亲了亲妹妹的脸颊，对爸爸说一定要带好孩子。停了一下，妈妈又说：“不行就把他们送到奶奶那里去。”

我明白妈妈的意思，“不行”的意思就是如果情况再坏下去。还能怎么坏呢？学校里的红卫兵天天打人，每天都能听到死人的消息，进了学校的劳改队就可能回不来了。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制止打人，也没有人想到去制止打人。爸爸妈妈也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爸爸带妹妹一早就走了。等爸爸回来，一家四口就分成了三处，妈妈在学校关着，妹妹在奶奶家，家里就剩了我和爸爸两口人了。

我想在家里抓紧时间看看书，傻二一来我就什么也干不了了，他有太多的事要筹划，其实就是如何拉人入伙，扩大山头。可是今天我怎么也看不下书去，这本书太厚了，是妈妈的《教育心理学》。我自己的课本都看了好几遍，也不知道学校还会不会开学了。

傻二来了没多久，刚和我说了几句话，就有人敲门。敲门的声音很轻，傻二从窗户里望了一眼，说是一个穿旧黄军装的人，胳膊上还戴了个红卫兵袖章。我从窗缝瞧瞧，拉开门，“大军哥，是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