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崔万增被告知退居二线，原因是有人认为他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做卖馅饼这样的事情有损形象。

和崔万增一样，这时候许多人把上街摆摊作为认识市场的开始。《北京青年报》报道说，北京人这时的口号是“要想富，上马路”，“各种跳蚤市场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东八里庄纺织区、团结湖、八角村体育场、古城等地段，出现了10余处红红火火的第二职业夜市，规模最大的有200多人，少的则有50多人”。

此时，第二职业、小时工、跳蚤市场等词汇被人们频频提到。199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青年人“最迫切的需要”，许多人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

这一年有4 600多万农民进城打工。连续3年的丰收，粮价下跌，农村出现了卖粮难现象，农民收入也随之下降。这一年，重庆市的粮票退出了市场，此时，生活必需品计划分配的制度已经实行了30多年，随着这一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民进城打工可以直接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电影《股疯》反映了1992年股市大潮中上海市民炒股的故事，影片中阿婆发财的情节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1992年，上海70多岁的老太太谷如贞去储蓄所存款，跑错柜台买回100张30元的股票认购证，由此买卖股票赚了大约近30万。《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与电影不同的是，现实中的谷如贞发财之后，唠唠叨叨地说：“我活了70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钞票，这不是发横财吗？”

此时的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可以发行股票的城市。

30多岁的卢晓媚是广州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学者，从未涉足股市的卢晓媚得知8月份深圳将要发行一批原始股，于是和7个同事赶往深圳。在日记中，卢晓媚描写了到达深圳第一天的情景：“上万的人顶着烈日蜷缩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子、快餐盒子扔得到处都是。”这一天，深圳的300个新股认购发售点挤满了150万股民。

《蛇口消息报》发表的一组照片中，镜头所及都是排成长龙的队伍，拥挤混乱的人群。一位来自江西的小伙子被清理出了购买股票认购证的长队，他手里攥着被汗水浸湿的身份证和钱，绝望地冲着镜头大喊：“我排了整整两天两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