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乔赛亚·斯特朗，他是个牧师，他在1885年出版的《我们的国家》中，宣扬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优秀种族”，具有先进文明，肩负使世界“基督教化”的使命。斯特朗认为，19世纪末期对美国的重要性仅次于基督的诞生。美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扩张，向海上群岛扩张，向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斯特朗傲慢地说，“难道任何人能怀疑种族之间竞争的结果，会不记得‘适者生存’吗?”他认为世界基督教化后，“商业将追随着传教士”而来，从而美国可获得巨大的海外市场，一举解决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这本书问世后10年内就售出了175000册，从而使斯特朗名噪一时。

另一个是年轻的史学家特纳，他于189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由此“边疆学说”问世。特纳指出，“只要自由土地存在”，美国就有应付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安全阀”，这样，“经济力量能保护政治力量”。他认为，国内边疆既然已不复存在，从而宣告“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美国历史新的一页应该是向海外扩张，寻求海外边疆，这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必然结果。

再一个就是出身名门的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他于1893年出版的《文明与衰退的规律》一书中，从世界史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伟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并随着经济财富和边疆提供的机会由东向西。他断言：到19世纪末，世界文明的中心非美国莫属，因此，美国应抓住机会向海外扩张，特别是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以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优势。

更直接、更具冲击力、为美国海外扩张政策服务的还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是一个扩张主义军事理论家。1890年他写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正式提出“海上实力论”。马汉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大依赖于其海上实力。因为国家强大的两个主要标准是巨大的海外贸易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这两者均仰仗于一支有效的强大海军。要发展海军，就得有海上加油站和海军基地，因此，美国还需获得殖民地，殖民地的获得反过来又可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海外贸易。在马汉眼里，殖民地是“国内产品的销售地和商业与海运的苗床”。所以，马汉认为，不论美国人“愿意与否”，美国“现在必须‘向外看’，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产品要求它这样做”。马汉的著作成为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重要的阅读物，马汉也由此赢得了“世界上第一流海军历史学家”的美誉，而且直接推动了美国海军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纵观19世纪的美国，除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外，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像马汉这本书一样对国家的进程和方向发生如此之大的直接影响。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生于1840年。其父丹尼斯·马汉是西点军校一位学富五车、桃李满天下的系主任、教授。马汉的童年是在军校嘹亮的军号和有节奏的队伍操练声中度过的，同时，父亲那丰富的藏书更成为他获取各种知识的海洋。1856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学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学习期间，他立下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志向：“产生海上英雄豪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果没有客观现实的条件和一定的环境，想单凭勇敢而成为流芳百世的英雄是极困难的。因此，我已经下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一途径，在海军赢得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