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份天气记录所涵盖的时间段（大约从 1656年到 1750年），我突然产生一种研究的旨趣：在 18世纪 20至 30年代，素来“燠热”“冬无冰雪，或不御绵”的安溪，连续数年“大雨雪”“大雪”“积雪”，气候骤然变冷。《安溪县志》代表着官方权威，史官不可能错载误录，况且在一个重农业、轻工商的时代，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观察有着足够的耐心，雨雪不分、霜冰不辨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分析后可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雪灾年代”从此将在安溪历史上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研究中国历史时，人们常犯的两个错误在于，当我们追求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时，会导致一种“单一性”的叙述困境，从而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当我们面对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时，又常常将中国社会割裂为一些碎片，最终背离在社会整体之上观察中国的视野。正是这两类错误，导致我们目前所开展的铁观音物种研究，经常游离于“整体性”之外，不能或难以将铁观音置放于安溪社会历史演进的大环境之中，重传说，轻科学，缺乏实证求索的精神。

关于安溪铁观音源起的王、魏“二说”，未见于 1994年前的官方史志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这里想说的不是“王说”“魏说”的真伪，因为历史的真相不能一概以是否见诸史志为标准和依据。只是想换一种视角——说猜想也无不可——来追问安溪铁观音的发源，因为无论是“王说”还是“魏说”，都显然没有真正解决物种起源的问题。神话固然是美好的，充满着遐想无边的诗情空间，但观世音菩萨毕竟没有亲手在巍巍的南岩山上栽种过铁观音这样一棵神奇的茶树。

那么，这棵神异的茶树又是从哪里来的？凭空从地里头长出来吗？如果植物也有“前世今生”，那么，铁观音的“前世”又是什么？困扰我多年的一连串问题，在这份“大雪成灾”的天气记录面前，似乎一下都有了答案——不同的历史事件在各自不同的时空运行，对于一种即将到来的动人交汇，人类谁都无法预知，这就是自然的造化。

神天与人天

关于铁观音发源的王、魏“二说”，散见于安溪史志和各种文集，虽然行文描述存在不少差异，但都与两个重要年份 1725年（“魏说”）、1736年（“王说”）相对应。也就是说，铁观音诞生于安溪茶乡 1725年至 1736年的大致历史区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细心的读者就此可能已经发现，安溪史志上所集中记载的“雪灾年代”与此有着惊人的重合，两者之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是历史的巧合，那么铁观音物种的源起只能是永远都无法解码的科学之谜了；如果是历史的必然，则“雪灾年代”对铁观音物种的源起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就不能被后来研究者轻易地推在一边。相形之下，前者令人兴味寡然，后者令人心血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