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 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 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 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 ”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 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吗？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我说:“你的话很好， 骂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