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绍兴已经有一所中西学堂，是徐君以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筹得公款，办此学堂。自任督办（即今所谓校董），而别聘一人任总理（即今所谓校长），我回里后，被聘为该学堂总理。

我任绍兴学堂总理。该学堂学生，依年龄及国学程度，分为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数学及外国语例外）。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君与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第一斋的小学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厅科员沈光烈君，都是那时第三斋的高才生。堂中外国语旧有英、法两种，任学生选修。我到后，又添了一种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朗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锺生君。在那时候的绍兴，可谓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习惯，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讨论的机会，总是在午餐与晚餐时。因为餐室是一大厅，列许多方桌，每桌教员一人，学生六人，凡不与学生同桌之教员与总理，同坐中间圆桌。随意谈天，总不免涉及政治上、风俗上的问题，所见不同，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而我与新派的教员却并不想到这一点。

旧派的教员，既有此观念，不能复忍，乃诉诸督办。督办是老辈，当然赞成旧派教员的意见，但又不愿公开地干涉。适《申报》载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这个上谕来。请总理恭录而悬诸学堂，我复书痛诋，并辞职，后经多人调停，我允暂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