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就在一月十二日行政院会强调“中央与地方一致”的这一天，白崇禧以八万港元的代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从汉口送黄绍竑去广州，并派其秘书陆启华随行，准备一到广州即去香港。黄绍竑的专机过桂林时已近傍晚，他预电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机场候晤，黄绍竑对黄旭初说：“一、蒋介石一心一意打到底，不愿下野谋和。二、白健生两电蒋介石劝其改采和平措施，不料蒋反怀疑白和桂系要造他的反。”（黄旭初：《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经过详情》）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徐州会战全面崩溃，国际声援无望，就在美国答复到达的这天，命蒋经国带同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1904—1990，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参军施觉民、警卫总队长任世桂及通讯总队长多人，一同回到溪口，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在这一天之内，蒋介石和白崇禧彼此各有部署。

白崇禧为什么不惜重资送黄绍竑到香港去呢？目的在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中央进行和谈。白崇禧很重视李任潮（李济深）的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与中共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在黄绍竑到香港前的十九天，李任潮已应中共毛主席之邀，于圣诞节次日秘密离开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绍竑空走一趟，大失所望。后来黄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的联系，同中共中央驻港负责人见了面，把白崇禧的意图请后者转报中共中央。不久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1903—1980，又名刘翚，1955年11月加入民革，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民革卓越的领导人，曾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沿平汉铁路线北上到石家庄，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等到黄绍竑把这个信息传给白崇禧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了，时过境迁，武汉“局部和平”已非必要。白崇禧当时想利用李宗仁当代总统的地位来搞“全面和平”，并不急于派刘仲容北上，而专心关注南京方面的情况，所以直到三月底，刘仲容才能首途北上。

蒋介石对黄绍竑在香港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在一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续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