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解放战争的后期，江山籍的军统特工中，仅少将以上的就有65位之多，校级军官162名，尉级军官数不胜数。广东省籍的郑介民远比戴笠资历老，他也担任军统副职，安排大批广东省籍的人当特务，但是始终没有形成帮派，而他又很少过问军统的事，这反而给戴笠可乘之机，在军统内部公开培植江山籍的亲信，以乡谊结成朋党，形成了一个对外神秘，对内保密性极强的亲信圈子。

“用人唯同乡”，其实是中国官场上的一大特色，戴笠只不过极尽发挥而已。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因地域或种姓结成利益集团的传统，明清两代最为明显。到了民国，蒋介石重用浙江人，戴笠由此幸运地成为他的亲信。山西军阀阎锡山用人更狭隘，只限于他的家乡五台县人，山西流传着一句谚语：“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他最信任的高级将领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人，都是他的五台同乡。而傅作义、陈长捷虽然也是山西人，而且军事能力远胜于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人，因为不是五台县的人，遭到阎锡山的歧视和排挤，最后傅作义被迫自成一派。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周西成等，也都秉承乡谊结党的用人原则。何键是湖南醴陵县人，醴陵的同乡在他那里备受重用，湖南人有句话：“非醴（陵）勿选，非醴（陵）勿用”。周西成是贵州桐梓县人，桐梓的同乡便鸡犬升天，那时候有人讽刺说：“有官皆桐梓，无亲难上台”。可见当时的任人唯亲多么严重。在军统的名单上，大批的江山县籍人成为主管重要部门的长官，他们视戴笠为主子，俯首称臣，听命于他。有人为了攀上江山县籍而大动心思，想方设法挤进江山县籍人行列，以求升迁。

在国民党里，搞“五湖四海”就闹分裂，搞“任人唯亲”就抱成团，几乎成了惯例。蒋介石、汪精卫从政期间都会利用乡谊笼络人心，培植个人势力。上行下效，历数国民党大员高官、司令长官，哪个不将自己的亲友乡党往里面安插？有的军长副官是自己的小舅子，师长是自己的亲兄弟，戴笠重用提拔江山籍的人也就不奇怪了。江山籍人最初在军统系统里，成为戴笠最得力的“四梁八柱”，支撑起遍布各地的谍报网。他们以戴笠为老板，实行着帮会化管理，确保戴笠在军统局里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戴笠在军统里说一不二，而江山籍特务又是他最可靠的支持者，从而为实现他的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江山方言俗称江山官话，乃是始自殷朝古奄国语，其语音很大一部分和甲骨文上面文字的读音相通，这在外人听起来，江山方言是生硬、晦涩、难懂语音的代表，因此江山方言信手拈来就可以作为暗语。所以当年“一戴三毛”发迹后，江山同乡内部交流也以江山方言为主，外地人即使在场也听不出所以然。

江山人的乡党情结浓厚。民国时期，江山人听说戴笠在军统里做事，且又有权，便千方百计求亲托友，投靠他的门下谋事。由此江山人在民国党、政、军中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第一将军县。通常人们习惯称戴笠及其继承人毛人凤的干将有“十三太保”和“十人团”之说，其实是穿凿附会，并非准确。在江山籍人统治的军统历史上，戴笠的权威筹划、毛人凤的阴险手段、毛森的杀人胆量，还有周养浩的狠毒是挺出名的，其他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