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奔走江湖，接纳草莽间的同志—徐公锡麟连发七弹射杀恩铭

仇亮刺杀铁良未遂，几个月后，也就是1905年9月，就发生震动全国的吴樾弹炸五大臣一案。吴樾的策划，地点、时机、方案均佳，刺杀对象备受关注，硝烟散尽，血花凝固，而其影响，则余意盘旋，袅袅无尽。

又过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徐锡麟的选择也跟吴樾的用心有所类似，也选择了极易引起轰动效应的场所，向清廷发动致命的一击。那就是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恩铭。

徐珂《清稗类钞》记徐锡麟，写道：“当局访拿革党严，锡麟因为先发制人计，以炸弹击杀巡抚恩铭。”此处记述有误。徐锡麟刺杀恩铭，所持武器为手枪，而不是炸弹。但徐珂记述这次刺杀打击清廷的效果，说是高官大僚有这样的议论：“革命不足畏，惟暗杀足畏”，则是确凿不易的事实。因革命激流早已顺势一发而不可遏也。

自古国家大运不造，杀机深潜而将发，则必有忠勇志士适逢其会，刀轮飞空，热铁在颈，犯阴阳之治，而入天地之笼，决无懊悔之心，孙中山先生曾在徐锡麟烈士就义之后写道：“其时慕义之士，闻风而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速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也。”（《建国方略》，第八章）死者已矣，来日大难，前仆后继的未亡人，倘不以刀锋剑锷奋飞高张，则烈士英俊的满腔热血，岂不沉积清冷之渊，而付诸东流了么？当然，那些“拨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自利主义者自不屑为此，并运用一种混账的逻辑，在他人那里，在对手那里，找出敏感点，然后造设谣言猛追不舍。在革命党身上，也许长于破坏弱于建设就是其敏感点，于是乱党之名由是而起，政治史是充满这类丑恶行径的。

徐锡麟1907年夏在安庆，曾于巡警学堂学生起义前发表演说：“我此来安民，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利禄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救国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

此前一年，在上海探问章太炎狱中情况后，即往保安谋杀铁良，事机不偕，又出山海关，览观山川形势，会见大盗响马冯麟角，讲述革命的道理，“与语甚悦”（《革命逸史》）。1906年底，与秋瑾、吕公望话别，前往安庆就职，任警官会办。初定在1907年农历五月上旬，发动皖浙联合武装起义。据《新案纪略》上卷所载，其间徐锡麟种种行动被奸人看出破绽，遂谗之恩铭，而恩铭居然不信，召锡麟戏之曰：“人言汝革命党，汝其好自为之。”徐锡麟非常镇定而坦然，说：“大帅明鉴。”曾与黄兴、陈天华创建民立中学的革命党人郑先声（字子瑞）其时也在安庆，与徐锡麟共襄大举，后以安庆大搜捕，遂入狱。旋出狱抵沪，常置酒道国事，意忽忽不自得。后由报社党人集资送往日本，又在日结敢死队，未及返国，徐锡麟已起事矣。

7月初，清廷侦探在上海捕获党人叶仰高，端方派员酷刑讯审，得知打入官场之党人名单，锡麟知事已迫，乃决计刺杀恩铭，以求一逞。7月6日，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仓促起义。晨8时左右，恩铭至学堂，正欲点名，锡麟呼曰：今日革命党起事！恩铭一时愕然不知所措，徐锡麟旋即拔枪向恩铭射击。徐公注重体育，武功高强，章太炎先生说他能日行200里，但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载，锡麟眼有高度近视之疾，情急之下，他向恩铭连发7枪：一中唇，一中左手掌心，一中右腰际，另外4枪分别打中左右腿，均非致命处。但恩铭因失血过多，延迟10小时后死去。刺杀恩铭后，锡麟率部分学生党人转往军械所，与清军激战至下午4时。因寡不敌众，乃昂然就缚。事发后，两江总督端方当即致电安徽清吏，决定将徐锡麟斩首之后剖腹剜心以祭恩铭。次日烈士在安徽抚院门外慷慨就义。恩铭之妻妾亲自参与剜出烈士心脏以祭其夫。后来孙中山先生有一联哀悼烈士：“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徐公锡麟在清吏主持的刑庭写有供词及绝命书，略谓：“为排满事，蓄志几十年，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这不过是在敌人的屠刀下增强“排满”的情绪，实则他所领导的光复会与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之宗旨，初无大异，宗旨均在于“图共和之幸福”的政治主张。徐锡麟起初与陶成章商议以捐官的方式打入军警内部，深入龙潭虎穴做秘密运动，视机躬行个人暗杀。“捐官者，以愚官场之耳目，因使官场不疑；学习陆军者，因其明目张胆可以招募死士。”（《陶成章集》，119页）另其供词尚有“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云云，则系党人保护同志之惯技，加以当时清廷伪作中山致锡麟书信，欲以此获取更多情报，锡麟乃以此语断其妄想。因为士君子不幸而生于天地板荡，陆沉沧海之秋，怀忠抱义，自身祈死得死，且以死为可乐也决也，并期以一己之殉难，而激励后死者更有作为。1905年正月间，寒风凄紧，徐公犹奔走江湖，接纳草莽间的同志，“与弟子游行数县，雪夜坐小船运动绍康、王金发、裘文高，真感人也！”（《徐锡麟集》，130页）他发动了相当数量的下层民众中有头脑的人，但他个人行事，仍然“喜独不喜群”（《辛亥革命史稿?安庆起义》），这就是革命家出生入死，实践力行的大担当本色了。

审讯徐先生的时候，先生桀骜不驯，清吏令其跪下，先生傲然席地而坐。审官追问同党，先生朗声答曰：“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于是捉笔自书供词，称“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怒斥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厉声呼道：“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供词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审毕照相，徐先生笑道：“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态度从容傲慢，公堂上一片肃静……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清廷官僚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反人类罪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慈禧及其拥趸集团是万恶之源，是民众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清廷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独裁专制和文化殖民地的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

徐锡麟说：“以刃击刃，以毒攻毒”（《徐锡麟集》，33页），是一个俾使天下后世皆知大义的有效办法，此时如无志士拔剑而起，则正常人无不沦为人渣；而失却了大是非的区分，任专制强权所宰割，整个国家则更与十八层地狱无甚分别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个人，对于家庭，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莫不如此。倘在志士赴汤蹈火行动的启导之下，如果多数中国人既获启蒙，又能够发愤图强，那么国家的转型才算是有了希望；志士的奋起，可以说是有了良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