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想到他，我都不禁肃然起敬，假如当时我的家人也和我在一起的话，我倒愿意毫无怨言地忍受他那种温和的奴役。

我们跟随着新主人穿过大街，离开了新奥尔良的奴隶场。伊莱扎一路上呜呜咽咽，一步三回头，被弗里曼和他的仆从们拖着向前走。很快我们来到码头，登上停泊在那里的“鲁道夫”号蒸汽船。半小时后，我们的船便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飞快地朝着红河岸边的某个地方驶去。

除了我们三个，船上还有许多奴隶，他们都是从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中买来的。我记得有个叫凯尔索的先生，据说是个非常有名的大种植园主，这船上载着的一群女奴都是他新买的。

我们的新主人名叫威廉·福特，住在路易斯安那州腹地，红河右岸阿沃耶尔县教区一个叫大松树林的地方。他是一位浸礼会牧师，在整个阿沃耶尔县教区，尤其是贝夫河两岸，他的鼎鼎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教区内的人们亲切地称他“可敬的上帝的仆人”。在大多数北方人看来，一个神职人员竟然做出奴役同胞、买卖人口的事情来，这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是无法接受的。人们从伯奇和弗里曼之流，以及下文提到的其他一些人身上，很容易就会对奴隶主这个阶层产生憎恶和鄙夷。但我做过威廉·福特的奴隶，有机会了解他的品格和性情，因此我说句公道话，他要比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宽容、高尚和公正。但由于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蒙蔽，他无法认清奴隶制在本质上的错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深信不疑地认为“一个人可以占有另一个人，并将其视为私有财产”。这种观念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只是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而已。如果他在另外一种环境中长大，毫无疑问，他会拥有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凭良心说，他的确是一个模范的主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能成为他的奴隶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奴隶制的罪恶与苦难至少可以抵消一大半。

我们在“鲁道夫”号蒸汽船上度过了两天三夜，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拜伯奇先生所赐，在做奴隶的这些年岁里，我都被人叫作“普莱特”。伊莱扎被卖出时用的名字是“德拉德伊”，由于她在卖给福特先生的过程中表现得格外惹人注目，所以至今在新奥尔良的办事处里还留有她的记录。

我在航行的途中一直思考着自己的处境，心底默默盘算着逃跑的计划。好多次—不仅在当时，包括之后—我都差点向福特先生和盘托出我的真实情况。现在想想，也许那样是可行的。但我当时太害怕失败了，一直没有真正付诸行动。直到后来，他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把我转卖给了别人，我就更没有机会提出来了。此后，在其他主人手下时，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哪怕稍稍暴露一点点我的真实意图，我都可能立刻陷入更加难以挽回的境地。我的身价太高，没有哪个奴隶主愿意白白承受这样的损失；而且我很清楚，一旦他们知道了我的自由身份，一定会像小偷处理偷来的牲口一样，把我卖到更加偏远的地方，甚至卖到国外去。因此，我只能相信上帝的救赎，想依靠自己的力量逃跑。于是，我决定把这个秘密牢牢藏在心底，绝不向任何人吐露半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