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三四年，李、白在上海的代表张定璠（江西人，北伐时曾任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下野，蒋的结拜兄弟、上海市长黄郛亦随之去职，白遂保荐张定璠任上海市长。一九二九年四月张被蒋介石撤了上海市市长职务后，即与汪精卫接近。）介绍万民一、万仲文、胡讷生、片士衡、徐梗生、朱午建等六人来广西充实宣传阵容，文西人叫他们做“六君子”，这六位都是笔杆子，久经考验，一流角色，但王公度迟迟不派他们工作，使他们闷等在总部前的中国饭店，嚷着要回上海去，这样一来，白崇禧发火了。

长期以来，李宗仁住粤，稳定陈济棠的反蒋立场。在南宁，我因为负责那个“革命同志会”工作的关系，替白崇禧与王公度居中联系。一天，白崇禧愤愤地说：“我看，王公度兼职太多了，精神兼顾不来。比如张伯璇介绍那几个人，帮助做宣传工作，他迟迟不分配工作，使他们嚷着要回去。这多么不好！你去对王公度说，要他把总部政训处长一职辞掉，专任军校政训处长，而由潘宜之接任政训处长。”

王公度听到我的口讯后，仍赖着不肯辞职。不久，李宗仁回到南宁，白就向李建议，改组“革命同志会”，由潘宜之出任宣传委员会主任。张定璠介绍那六位笔杆子，除朱午建去白崇禧身边当秘书外，其余一律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在我赴欧学习不久，白崇禧就下令免去王公度的总政训处长，由潘宜之继任。从此以后，所有报纸的社论、专论，统统由潘宜之领导的那个宣传委员会执笔。

到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发生时，连王公度对外联系工作，也由潘宜之抢去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两广酝酿合作对蒋时，是王公度去粤回访的，到一九三六年胡汉民以脑溢血逝世，白崇禧就只带着黄旭初、潘宜之、刘斐去广州致吊，并就商对蒋事宜。七月中，陈济棠垮台，广西单干。八月中，潘宜之被派去香港邀蔡廷锴入广西，协同李济深商组府及重建十九路军事宜。

李宗仁在香港办报经过

一九三六年底，韦永成由欧洲学习归来，仍旧当《广西日报》社长。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八月四日，白崇禧去南京就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十月十日李宗仁去徐州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抗日军事。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曾访问过桂林，有所商谈，所以抗战初期，李宗仁、白崇禧反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同共产党合作无间。

那时战区成立了一个文化动员委员会，是党在前线的统战机构。出于李宗仁的要求，由周恩来推荐了钱俊瑞、范长江出任该会的领导人；新四军的第四支队，也通过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沟通，归李宗仁指挥，同广西的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在津浦线南段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