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在《大公报》工作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来看我，手中拿着一份刊载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大公报》给我看，希望我对这篇报告发表一些意见。我对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境地一无所知，能够说些什么话呢？所以我就顾左右而言他，使访客怅怅而归。

三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上面那两位朋友又两顾茅庐，金尧如一会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还要我提出条件。我说：“我去北京，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但此问题太大，容我考虑一天如何？”当即约定第二天下午三时在九龙太子道一家咖啡馆会晤，作出答复。

当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决心。我说建国以来，国内先后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频繁，海外一些知识界对大陆触目惊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但我自己去有独特的怀抱：第一，我对台湾所提“光复大陆”，认为是扯淡，不值一顾；第二，我对共产党互无成见；第三，共产党向来说话算数，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毅然北上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济深的策动，而是周总理决定的。黄绍竑曾对我说：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议，在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显，我之来京是出自总理的决定。

五月六日晚，张治中（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人，原名本尧，字文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年9月，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先生请我吃饭，他对我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翌日上午，我就写了一份题为《从美、日、港三方面来观察台湾问题》的报告交给张治中先生。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我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不久，周总理来了，他对周围的人打了一个招呼，就径直走到我同张治中站的地方来。文白先生正想给我介绍，总理已向我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一九三八年曾在武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