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用高薪、高福利笼络人心外，戴笠还会给特工们洗脑。洗脑之术，中国古来有之，戴笠也善用此法。他成立了各种培训班，自己亲任班主任，亲自授课，用师生情谊来拉拢学员。在培训班里，戴笠时刻用中国老祖宗倡导的忠义思想来教育手下，要求他们“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不过话说回来，戴笠不仅教导手下忠义，他自己对蒋介石也是十分忠诚的。

戴笠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三教九流无一不交，然而他一生之中却始终忠于两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和蒋介石。

在戴笠给蒋介石的所有信件当中，戴笠始终以蒋介石的学生自居，信中的语气从来都十分恭敬，十分小心。

1936年，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抗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时，蒋介石被软禁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所有军政要员只求自保，没有人愿意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戴笠对于那些胆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心怀气愤，迅速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只身乘飞机去了西安。

当时，西安的形势远远比戴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戴笠刚下飞机，随身武器就被没收了，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戴笠自知凶多吉少，却还是担心着蒋介石的安全。当时，戴笠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昨日下午至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后来，“西安事变”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戴笠也同蒋介石见了面。戴笠见到蒋介石后，“扑通”一声跪倒在蒋介石面前，一再向蒋介石请罪，说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保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此情此景，震惊之余，内心生出几分感动。从此，蒋介石对戴笠恩宠有加，而戴笠也对蒋介石更加忠诚。

从各种史料来看，戴笠对国家和政府，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他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戴笠对复兴社乃至军统的忠诚，十分类似于前文中的陈启坤对力行社的忠诚。准确地说，戴笠的忠诚，很大程度上是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他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对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和提拔感激不尽。所以，他经常教育特务们要忠于蒋介石。他在给学生洗脑的过程中，一次次强化了自己的“忠君”思想，久而久之，戴笠本人自然就成了蒋介石的忠诚信徒。

这就是复兴社以及军统中最大的、最高调的、最著名的特务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