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南方虽然多次提出要使侨寓“土断”，及厘正户籍，然执政者为要保全士族的特权，剥下益上，反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做成了规模，但南方的黄籍积弊，却难以清理，此为北朝胜于南朝之显例。

关于均田制下之租额。据《魏书·食货志》载，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如下：“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这种所谓调，包括田租在内。一夫一妇60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60亩收二石，即与汉代三十税一相同。若以当时税收惯例，100亩收60斛比论，相差已到18倍。

照旧调之制，户以九品混通计，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20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比起现制是非常重。但当时30、50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豪强所有。所以均田法之租调，对当时农民大有利，故此制易于推行，因人民均可得均徭省赋之益也。

富豪亦有受惠，因奴婢受田与良民同，且所调甚少。政府因推行此制而课调骤减。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奏此制不可久。十二年大旱，遂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一夫岁纳60斛。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贷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夫妇60亩为三石，较孝文帝时增一石。亩一斗，则60亩税六石，亦不过税十分之一。但豪强荫户，一切归公，政府亦不吃亏。

由于北魏均田制颇得民心，于政府、豪强及农民三方均有利，故到北齐、北周，仍沿袭此制。

北齐之制，人一床（即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①。于正租外再加义租。正租由中央国库收取，义租给郡县地方政府，设立粮仓名富人仓，以备天旱灾之需。此乃于政府收入外，并注意到平民灾荒时救济之准备。

此制度亦为此后之隋唐所取法。如隋文帝开皇五年间之义仓，乃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所共立。在收获之日，随各户所得，劝课出粟及麦给社，建仓储存之。诏定税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稼稻，商贾分为九等出粟，自五石以至五斗。天宝年间，天下已积诸色米9600余万石，而义仓得6300余万石。

此种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仓不同者，前者为由民间输给，后者则由官籴，但都可说是关心民食之良政。此制首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饥荒之年赈给饥民，意义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