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不大不小的国事皇帝也没了发言权，《十九信条》颁布后，资政院就“剪发”“改历”两事装模作样地奏请皇帝批准，皇帝还想摆个谱，打算先奏请隆裕太后允准，再交内阁表决。结果内阁根本不买账，认为《十九信条》里规定皇帝只有颁布资政院议决草案的权利，根本没否决权。还威胁说这是《十九信条》颁布后的第一次上奏，如不答应，就会失信于国民。皇帝只好乖乖地在文件上用了御宝，实实在在成了傀儡一个。由此看来，立宪派基本实现了“虚君”的梦想。大清立宪的诚意还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有爆料称，一九○九年资政院大厦的图纸已经完成，在这幅德国建筑师罗克格的图纸上，不仅有能容纳一千五百五十人的大厅，大厦内还安装了电梯、电话和电报室。一切似乎已经就绪，皇帝架空，宪政登场，一切都这么顺理成章，革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显得完全没什么必要，可是，大清还是亡了，亡得好像有点冤！

这让我们不由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绘的大革命前的法国，那变革气象真有点像大清末年的味道，“革命”的爆发也似乎显得毫无道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发出的两点疑问似乎也同样适用于晚清。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革命没有在中世纪制度保留最多、农民受苛政折磨最严重的地区爆发，反而在人们对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突然肆虐？法国东邻的普鲁士、奥地利、波兰都盛行农奴制，农奴每个星期起码给奴隶主白干三天活儿，还要交纳捐税，活得很累，却没有革命的迹象。第二个问题是，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出现了“文人政治”，文人何以能掌控国家政权的舆论和制度变革之牛耳？文人掌握领导权后何以能从浪漫的空想家变脸为打砸抢的冷血暴徒，终使局面不可收拾？

托克维尔对第一个疑问有个心理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在苛政不太重的地方人民反而会觉得无法逆来顺受，大家对沉重压迫早已麻木习惯，一旦压迫减轻就有了念想和盼头，反而无法容忍。痛苦一旦减轻，感觉却会格外敏锐。托克维尔对第二个问题的解释是，法国旧制度在政治自由与言论自由方面的缺乏反而容易使文人在革命中走向激进，就像一个长期被压扁的皮球，一旦放松就会反弹，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文人用浪漫笔触抒发不满，激起民愤，民众又把他们推为政治领袖，于是“文人政治”脱颖而出，文人的浪漫乌托邦借重民粹主义的行动力，自然热衷用鲜血染红暴力的旗帜。

从表面上看，环境越宽松越容易引起革命的“托克维尔命题”是在为暴政辩护，这类误读在所难免，逆来顺受成就了专制的惯性与人性的麻木，心生期盼则易生盲动与杀戮之心，似乎两边都不讨好。

我想这是对托克维尔的误解，他的核心观点从未改变，那就是每个人自由的获取和培养比平等的奢望与追求更加重要。因为法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文人与民粹主义合谋达成的一种嗜血暴政，尽管在旧制度下自由的获取相当困难，以致压制松动后不满积聚不散，成为导向革命的种子。托克维尔认为，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性较小的改革家，当他想到法国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和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时，他的结论是，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旧制度与大革命》，页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