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灰史观的煽情与阙失

刚过去的二○○九年恰逢一系列纪念日，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等，大陆不失时机地掀起了“关键年”纪念潮，“纪念史学”的各类作品也纷纭迭出。台湾学界也在不断酝酿着重估一九四九年溃败的历史，《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适时推出，加上作者龙应台的广告式声明，大卖是意料中的事。在后记中，龙女士用她一贯的煽情笔调，诉说“闭关写作一整年”的辛苦，感叹“时间不够用”，“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足见顺利赶上纪念潮是件耗费精力的事。况且这一次龙女士不准备以作家身份出场，而是面对“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真迹、旧照、绝版杂志、破旧地图堆中忙碌到体力透支的作家身影。随着作者从她的祖籍淳化镇出发，拉出一条纵贯中国南北的迁徙线，从东北到山东，从江南到台湾，从湖南到越北，从台湾到南洋，持续游走在时空变换、生离死别的处境里，叙事中充斥着被炮火追杀的人群和沿途散落的残肢断体。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随着作者催眠似的发问，“炮灰论”的历史观不但形成了，而且显得那么正义、那么有说服力。面对被作者推到前台的那些颠沛流离的伤兵、满脸稚气的少年、不知所措的妇孺，你没法反驳，好像反驳了作者就对不起在战争中受害的所有人似的。

然而，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写作情绪的空洞宣泄，慈祥的母亲教育儿子，大概是差不多的语调：

“飞力普，不可以打架。”

“飞力普，要帮助小朋友。”

“飞力普……”

但是，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龙应台这位年近花甲、见多识广的“小红帽”在踏入历史丛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与她观点相左的狼外婆，但结果是“小红帽”太强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汹涌的修辞顺利击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岛山打根集中营里虐杀国民党军战俘的台湾监督员，与血战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线国民党军队，密集冲锋不顾死活的解放军士兵，统统变成了飘散到战争尘埃中的悲情线偶，由历史的偶然所操控，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的恢弘叙事，揭开的是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口”，让他们血迹斑斑地尽情喷洒，然后任由记忆的血水灌流进当代人麻木的心里。为被践踏、被侮辱伤害的失败人群立传，结论当然是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论轻重、不分界线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炮灰论”刹那间炸出人们的眼泪，“正义论”对胜负的书写当然就会在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