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长安青年(3)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作者:蒋方舟


那一年年底,长安镇最大的台资鞋厂倒闭了,老板突然人间蒸发,剩下两千多名工人索薪无门。也许很多长安人还记得那时的场景:已经入冬了,数百个愤怒的工人走上长安的街头,他们聚集在自己曾经工作的厂子门口,签名、按手印,要求政府偿还契约终止金。街上有防暴警察警惕布阵。冬天的东莞并没有想象中温暖,工人身上蒸腾出白色的热气,倒让人恍惚想到当年铁西区倒闭,众多工人下岗时的无助茫然。

这件事以政府垫付七百万拖欠的工资结束,但这结局远远称不上“皆大欢喜”。对打工者来说,每个月将近三千块的工资,虽然谈不上什么梦想成真,也几乎没有任何或创业成功或点石成金的机会,但与家乡种田收入结合,二一添作五地齐心戮力过日子,倒也值得背井离乡。

工厂倒闭,令他们不得不被打成原形,回到家乡。坚守下来的那些人,也许在工作机会上能守得云开,可需要忍受的隔阂与不公却无法修复。

前两年,长安镇封闭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铜古上路,附近有公园和小学。有许多打工者在附近租房,人们去公园,家长送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走这条路。

有一天,路口设立了治安岗亭,岗亭上贴了一张通知:“外来车辆及人员禁行。”岗亭里也有治安员,拦住企图穿行的外地人,告之这条路本地人可走,外地人(打工者)禁止通行。社区区委会的解释是维护治安,但封路的隐喻却呼之欲出,让人心寒,外地打工者被屏蔽、被隔离、被禁止通行的,是这里的文化、娱乐以及教育。库切写过一部反种族隔离的小说,叫做《等待野蛮人》,假设了一个无时空限制的帝国,在它荒凉的边境小镇,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首都已经注意到边境线附近的野蛮人正在联合起来,对帝国形成了眼中的威胁。所谓野蛮人,所谓的敌人,其实不过是一些世代生活于边境的游牧民族而已。帝国却挑起了一场不存在的战争,搜捕危险敌人,并且扩大了战争的规模。

相对于野蛮人,帝国自视为文明的象征。库切这样形容帝国的矛盾:“它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搜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

帝国充满了臆想症,为自己塑造出无中生有的敌人。最后,不存在的野蛮人真的来了,他们开始反击,开始骚扰着边境各处。帝国士兵们逃亡腹地,而边境小镇则越发荒凉。

宜居不易居的长安,在乌托邦般的布景下,酝酿着隔离、不公、歧视的紧张氛围。敌我矛盾变成人民与人民的隔阂,而地点就在城市内部。

今年6月份,广州新塘,打工的四川人和本地人发生矛盾,发生聚众事件。从歌唱比赛只得了亚军的女孩,到棍棒相向的本省人与外省人,让人生出有些老套的感慨:野蛮人并不是等来的,而是被制造的。

2011年8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去了东莞长安写的。

文章发出来之后,被一些长安本地人攻击,说某些一代外来打工者已经和当地人融合得很好,其乐融融,共创繁荣。

我承认自己对长安走马观花地观览,结论当然是片面的。不过我认为文中所描述的这种危机依然存在。乡村人迁往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不只指金钱;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和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外来打工者为了这些希望,承受着不公平与漠视,然而,希望也往往不能顺遂。他们是大多数,他们生活在我们的视线边缘,在旅游地图以外,在电视镜头不会拍摄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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