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有些欣慰地说：“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些作家的影响力。”

我听了，却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刚刚追忆完黄金的80年代——虽然马原也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个村政府暴力后的安抚中便得到安慰。

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田园梦”也不得啊，阎连科老师的房子亦被强拆。看他写的《丧家犬的一年》，看他写维持尊严的困难，写怪诞悲惨的人生，不再能给他力量，而只有无力和灰心。与强权对抗是死，不愿与野蛮文明直视的自我放逐也不得。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格雷厄姆·格林曾说，他不希望对社会上其他受害者负特殊责任。但是，他想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而现在，以上两点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标杆和格外的勇气才能做到。

中国作家梦啊，到现在还没醒，早就成了梦魇吧。阎连科老师前段时间发短信说：“已经在写新长篇了，心也慢慢安静下来了。”在梦魇中，恐怕也需要继续写作吧，因为那也需要有人

记录。

2012年4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一篇日记，去海口采访完马原而作。

再次见到马原是一年半以后，在广州某次作家活动的饭局上，同席的还有苏童、麦家、翟永明、阎连科等中国作家。翟永明老了一些，大眼睛依然晶亮，拿着相机照这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我悄悄问阎连科老师：“这像不像回到了八十年代的笔会？”

如今的作家们，分享的是彼此的养生之道，以及收藏海南黄梨木的经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曾经抱怨过：“如今，在公共场合下，我扮演的角色是所谓的知名人物（那种没人能一下子想得起来的知名人物），这类显赫角色被人从哪个储藏柜里找了出来，掸去灰尘，把他们拉到某个文化场合扯上几句，然后再搁回。”

当然，中国作家们并没有停止写作，每隔一两年仍然会出版新作，捕捉“中国当今的现实”。

社会的复杂和快速变化，为作家提供的是深埋在沼泽中的宝藏。不愿花气力的作家，猎奇表层的荒诞现实，得到“道德败坏”“价值观混乱”“信仰缺失”的简单结论。愿意深入生活的作家，才能寻找到深层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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