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黎天才同案的新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敌人用酷刑折磨他，还往他嘴里灌粪汤，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这份报告12000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苏联阴谋文证”中。所以张作霖和杨宇霆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后来兼任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叛变后他更名改姓投靠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并没有把他当叛徒对待，而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有史料介绍，黎天才虽然叛变了中共，帮助敌人劝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京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他久慕“大秘书”潘文郁的大名，又想利用潘为他做事，于是利用职权保释潘文郁。

在黎天才的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文郁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这才得以获释。

潘文郁的脱党声明见报后，中共中央于8月28日将其开除出党。脱党后的潘文郁思想极为苦闷，痛苦落寞地生活在北京。此后，潘文郁在特务的监督下完成了《在帝国主义炮火之下的中国国防问题》一书，他在书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人民起来增强国力，搞好国防。并用稿费买了一批书作为赠品，赠送给东北军中的爱国将士，向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意义，号召他们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国防，抵抗外侮，保卫疆土，这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

其实潘文郁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并没有改变，他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出狱后，潘文郁寄居在北平高碑胡同一个亲戚家里。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非常迫切需要的。情绪消沉的潘文郁决定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找到好朋友陈启修，两人都精通六国文字，决定一起翻译《资本论》。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更广泛地传播，他超负荷地工作着。在与陈启修合作完成第一卷第一册后，潘文郁一个人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册的翻译（约40万字）。潘文郁翻译的《资本论》中译本文风朴实流畅，很快与读者见面。1932年8月和1933年3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东亚书局出版发行。连同译出的第一卷的第一分册，这是《资本论》第一卷最早的中文译本。他还计划“如果没有天灾人祸两年内将全书三卷全部译完”，但后来未能如愿。

闲暇之余，潘文郁放下手中的《资本论》走进大学的校门，宣讲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思想，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潘文郁此举引起了一个特别组织的注意，这个组织就是中共北平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