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真的没有自由！”于凤至不得不如实相告。

关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有无自由的问题，若干年后于凤至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汉卿的羁押，是由军队、警察、宪兵层层戒守，隔离内外。特务更是吃饭同桌，不离左右，日夜在旁监视。在里外隔绝，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汉卿所受的精神打击很大，十分痛苦。他白天强颜应付，夜晚回房时独自流泪，经常地吟诵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说他愿以自杀来控诉蒋介石如此背信弃义，不守承诺的迫害。我就此向他指出，在军事法庭上，你光明正大地说明西安事变的兵谏，是为国家存亡的革命行为，是为了改正错误的政策而兵谏，并不承认有罪，这从得到蒋先生的允诺采纳我们的主张可以证明。既然我们认为不仅无罪而且行为正确，今天受到非法的囚禁，那就要学文天祥等仁人志士为人才是。我们心有正义，历史会有裁判，怎么能丧失信心？何况你对东北军几十万将士有责任，对西北军官兵有责任，对儿女有责任，你要战死在前线的心愿未遂，蒋帮如此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报应尚未见到，所以，不但不能自杀，反而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对得起人，对得起大帅在天之灵。他痛定思痛，逐渐认识醒悟，说：我是应该站起来和他们斗到底。”

当两位美国朋友渴望了解张学良幽禁的真相时，当时的于凤至所说之言，与几十年后她向义子萧朝智口述历史时所说的别无二致。于凤至说：“幽禁期间，因西北地区的形势，尤其是东北军仍需要汉卿不时地发出合乎蒋帮一伙意图的信电，蒋偶尔派人来探视，做出似乎尚有一线释放可能的样子。当西安发生了汉卿临行指定代理东北军负责人的王以哲被东北军内部少数想夺权者杀害的事件后，东北军的各军军长为了自身的安全，纷纷转向中央投诚，听从调动到中央指定的地点，整个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如此情况之下，汉卿已不可能回东北军和获得自由了。”

关于张学良幽禁奉化期间，西安发生的行刺“王以哲事件”，于凤至在《我与汉卿的一生》中这样写道：“汉卿在得知王以哲被杀害的讯息后，一段时期痛苦万分。他说：对不起王以哲。并且无力去补偿，自己于心难安，常自言自语责备自己。我劝解说：我们是经过这么多次的打击后到了今天，这是又一次的考验，挺过来，才有未来，才能尽到自己的心。如此悲伤，损坏了健康，不只是亲者痛，仇者快，而且我们也不能向蒋介石这帮东西讨回公道了。幸而，他逐渐地由低沉悲痛的情绪中走出。”

“我们真为张将军感到愤怒，因为他在西安所做的事情，毕竟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啊！”詹森以外交官的语气和立场即席发言，他愤然拍案说，“我更加憎恨蒋介石先生，他如此折磨一个爱国名将，无法再做中国的政治领袖，因为他幽禁张学良的做法实在太卑鄙了！”

于凤至淡淡一笑，却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