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沉沦年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痛感民族危亡，朝不保夕，积极倡导维新变法，企图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1897年，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维新派人士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并设立“南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和《湘报》，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广大的知识分子大都卷进了这股热潮之中，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杨度也不例外。当他会试落第后，一方面痛感清廷的腐败，曾上书朝廷，要求参加甲午战争；一方面积极投身革命浪潮，如饥似渴地学习维新派介绍到中国来的新学，广泛地阅读了从哲学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种新书，想从中寻求救国的真理，把自己从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双重苦闷中解脱出来。当时的顽固派思想顽固，对所谓的新学持排斥态度，新旧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杨度的老师王闿运就是顽固派的头目，对杨度接受所谓的新学非常不赞成，因此，师生间出现了思想矛盾。

1902年，杨度瞒着老师王闿运自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弘文学院是当时日本政府文部和外交部联合主办，由外交部主持的一所专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校内设教育科，分速成和普通两班，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持其事。）受留日学生影响，杨度日趋激进，上课之余主编《游学译编》月刊，并为了获得办刊经费回国。

1903年，由四川总督锡良举荐，杨度参加朝廷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初试名列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叫梁士诒的广东人）。考试揭榜后，慈禧太后向军机大臣征询对经济特科录用人才的意见。军机大臣因与阅卷大臣张之洞有矛盾，于是趁机说，梁士诒的名字与康有为（又名祖诒）、梁启超的姓名各一字，有人说他是“梁头康尾”。平时就很嫉恨康梁新党的慈禧太后甚为恼火，因而误认为梁士诒是康梁的同党，于是决定不予以录用，并下令查办阅卷大臣张之洞。杨度因为与梁士诒是同科录取，加上他在试卷中又大谈新学，于是也被认为是新党分子，遭清政府拿办，杨度只好在家避难。

不久，杨度又去了日本留学，进了法政大学速成班，这也是一个专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学习期为一年，专攻各国宪法与政体学。期间，杨度努力汲取西方民主思想，写了不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他还仿照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歌词激励少年爱国之志，豪情奔放，让人听后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