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黑社会中，有个“青帮”头子叫杜月笙，他徒弟众多，控制了为数不少的基层势力。其人又是蒋介石的高参，拜把子兄弟；在上海外国租界里，又能同各类巡捕打得火热，与黑白两道各界人物相交甚好，是吃得开、走红的上海大名人。杜月笙为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大厅上，供宾客观赏。长此下来，杜月笙就想聘请杨度为名誉顾问，月薪500大洋另将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弄13号（今建国中路瑞金二路附近）一幢洋房提供给杨度居住。杨度考虑到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又是蒋介石的高级参谋，跟租界巡捕房很有交情，作他的顾问、住用他的房子对革命工作有许多方便之处，是极好而难得的保护伞，便欣然接受了杜月笙的聘请。

杨度以得杜氏尊崇为名片，广泛地同各界人士交往。这期间，杨度家里宾客盈门，既有日本议员、部长、往日的旧谊，也有国民党在上海的官员。杜月笙也时常派人来问长问短，有时请他写几幅字，题几首诗，做几篇文章，以充风雅。杨度以此身份，巧妙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态度既老练又有气派，言谈既幽默又有锋芒，有的人喜谈佛学，他就和他大谈禅理；有的人附庸风雅，他就和他大谈诗词书画；有的人关心纱布交易，他就和他大谈实业救国；有的人大吹自己的“围剿”功绩，谈到得意忘形时，透露2天内要来个突击搜捕的秘密消息，杨度笑着和旁坐的人谈别的事，似乎根本没注意这边的谈话内容。可是，第2天搜捕开始，好多可能被捕的人早已逃出了罗网。

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杨度在特科里的中共单线联络人潘汉年。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徐粲楞或女儿杨云慧，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因为杨度对党忠诚坚定，为党提供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由他本人申请，经周恩来同志的特批，杨度于1929年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杨度，不参加组织生活，以秘密党员身份，专职在敌方营垒里做情报员，所得情报转送给中共在上海的特科领导人。

1930年，蒋介石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员，上海亦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杨度将他所住的这座洋楼公馆，当作了被追捕的革命党人的紧急避难所，为被国民党追捕的共产党人提供保护。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又是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所住，巡捕房负保证安全之责唯恐有错，承担不起，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此有许多革命党人得以在杨度家里安身。待风声过后稍平息，管吃又管住的杨度再提供路费，并妥善送走，把他们转移到新的战斗岗位。1931年，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收留进家的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后，为躲避敌人搜捕，就是在杨度家住了几十天才躲避了一场劫难。

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中央机关之所以选择上海，一是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容易找，便于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二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开展工作的基础好。当然，也有不利和冒险的方面：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驻扎有军队，设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上海还有一帮地痞流氓势力。因此，在上海这个中外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犹如深入龙潭，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十分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早在1927年5月，中央在武汉时，就在军委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主的特科，由周恩来负责。中央迁上海后，周恩来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由组织局领导。1928年春，中央专门组织学习班，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