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半年，李克农遵照党的指示，写信让他妻子赵瑛带着孩子来上海团聚。说是团聚，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给党的事业作掩护，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引起敌人的怀疑。赵瑛有一份教师职业，但考虑到丈夫革命事业的需要，征得李克农父亲同意后，便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上海。这样既可掩护李克农的身份，又可照顾李克农的生活。赵瑛来了之后，经常假借带孩子在外面玩作掩护，暗中为李克农放哨。有时她帮李克农做些文件保管、抄写方面的工作。

为了把自己伪装得更深，以便长期潜伏下去为党工作，李克农开始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他在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是个中层官员，收入不菲，为了与此身份相适应，他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时髦：经常穿西装革履，或穿长马褂，手上戴金戒指，出入酒楼茶楼。为了摆气派给别人看，他家还请了一个叫宋治家（又名宋季仁）的“佣人”。

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上班时，宋治家给他送午饭。李克农经常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宋治家。要么说饭菜凉了，要么说口味不好，找到理由就骂他“笨蛋”、“混账”之类难听的话。对此，宋治家表现得十分谦卑，总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地认错。有的时候遭到训斥，宋治家“委曲”得还会抹点眼泪。主仆之间等级森严，在他们俩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可是，当主仆两人晚上回到家后，却是另一番情景。关上房门，李克农和宋治家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提起白天的事，他们会笑得前翻后仰。这时候，一点主仆之相也不存在了。原来，这个宋治家是李克农的安徽老乡、原芜湖民生中学的进步学生，是党组织派到李克农身边工作的地下交通员。宋治家开心地说：“李校长，您真是个天才的表演家。学生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李克农夸奖宋治家：“你也表演得不错嘛！”后来组织上安排宋治家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他晚上仍然替李克农做交通员，直到他被登报通缉离开上海。

李克农有家有室，又有意装扮成官僚的习气，使他的生活与工作、身份更相符，不但别人不会怀疑他，就连徐恩曾也对他更加放心。这一切，更有利于他为党从事地下工作。

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刘伯承从苏联回国，来到了上海。特科领导陈赓指示李克农：一定要把刘伯承安全地送到南京！可不知怎么搞的，刘伯承一到上海就让嗅觉灵敏的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蒋介石知道刘伯承来上海后，亲自下令，一定要活捉刘伯承。

在外淮公园外边的一辆美国黑色雪佛莱轿车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向李克农介绍了坐在身边的刘伯承。将刘伯承接到安全的地方后，李克农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他送出上海。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稳妥的办法，李克农有点着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