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 2011年初的时候，我和铭基终于决定了一个辞职的日期，在日历上用红笔将它圈了起来，并在旁边画上巨大的惊叹号。铭基还送给我一只用来倒数的橙色闹钟，它每天都会用数字来显示离辞职的日期还有多少天。我把闹钟放在办公桌上，每天光是看着都喜心翻倒。不知情的同事看到总会好奇：“那数字是什么意思？ ”“Lucky number.”我也总是嬉皮笑脸地说。

我想象过很多次辞职的情景。“我要把辞职信摔到她脸上去！”我陶醉地对 gay密说，“我要跟她说老子不干了！让她赶紧再找一个消防队员来救急灭火！我要告诉她这个 team已经半死不活了。我要告诉她其实我们大家有多讨厌那谁谁，还有那谁谁谁……我要跟她说她那些狗屁笑话根本一点都不好笑！我要告诉她这个 team的办公室政治已经让所有人都无法忍受了，所以别再以为自己的管理能力有多高明了！我要让她明白我们的工资和奖金和 XX银行比差了多少！按小时算下来又能比麦当劳给的工钱好到哪里去 ,别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恩赐的嘴脸！……”

Gay密白了我一眼，继续淡定地喝他的酒 ,“我说你真的要搞得这么戏剧化吗？”

当然不是。我是个孬种，只敢在脑子里过过瘾而已……再说我辞职的目的其实只为旅行，又何必把自己搞得好像负气出走？所以真正辞职的那天，我只是和老板 J女士说着“今天天气哈哈哈”走进会议室，然后笑着把辞职信双手奉上。老板久经沙场，什么风浪没见过？一听说我并无打算跳槽去另一家投资银行，脸色立刻松弛下来，“旅行？啊旅行很好啊！我表妹去年也辞职去旅行了一年……”没有抱怨，没有讨价还价，宾主尽欢，happy ending。

虽然 J女士让我“慢慢地”告诉其他同事，然而这种消息永远传播得像绯闻一样快。西方国家的好处是人人见多识广，没人会觉得辞职旅行是疯子的行为。大家只是礼貌地表示羡慕，并开玩笑地说：“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去？” 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 notice period（通知期）来移交工作，关系好的同事开始轮流约我午餐或喝酒。一向吝啬的 TK甚至主动给我买了香槟。然而经历过很多同事的离别，我非常清楚大家很快就会把我忘记 —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少了我地球照样运转，说不定运转得更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阿比大概是同事中最舍不得我走的一个，我也同样舍不得他。我们几乎同时间来到现在这个team，同甘苦共患难，一起经历了最好和最坏的时光。即便是在他去香港工作的两年中，我们仍坚持每周通电话。在西方国家，同事之间的友谊一般只到下班为止，我们的友谊却延续到了生活中。那天下班以后，我和阿比去酒吧买了啤酒坐在广场的台阶上喝。大概是离别在即，我看到什么都感慨万分。刚来英国的时候一脸幼稚，每次进酒吧都被查身份证件，当时还很窝火，现在的我是多么希望再被查一次啊……可惜岁月沧桑，如今老傅我就算醉倒在酒吧里都没人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