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渡户稻造向他们的内心深处强烈地灌输着这样一个道理：欧美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的“骑士精神”在日本以“武士道”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新渡户博闻强记，纵横捭阖，不仅在书中引述了从孔子、老子、王阳明到当时最新的思想——尼采、马克思，而且还论述了仁（恻隐之心）、礼、忠义等儒家道德观、美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勇气、名誉等英勇准则，以及他们极其喜好的异国习俗（剖腹）等（与此相反，日本历史上的人物，如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1542～1616），日本江户时代第一任幕府将军。——译者注、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1827～1877），曾是萨摩藩的低级藩士，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译者注等人一带而过）。新渡户对他的论述是否能够将日本武士的“真正形象”传达给美国人几乎毫不关注。其实，新渡户不是历史学家，在毫无资料可供利用的加利福尼亚，他是根本无法做到传达日本武士“真正形象”的。

作为基督教徒的新渡户的目的在于证明这一点，即让欧美国家的人知道，在日本，也存在着可以接受基督教的“文化”土壤。于是，他运用了以东方主义加工过的“武士”这个形象塑造了理想中的“日本人”，创造了在世界上都很畅销的商品。

“日本人论”是舶来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受到美国战时情报局海外情报部的委托，分析日本社会及日本人，为占领日本作准备。在此之前，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她通过对美籍日本人的采访、观看日本电影以及阅读与日本相关的书籍，研究日本。战后，她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这就是“日本人论”的名著《菊与刀》。（本尼迪克特于该书出版后的第三年因病去世，因此，她从未到过日本。）

众所周知，本尼迪克特发现日本人有“菊”和“刀”的两种特性，即审美性和好战性（武士道）。她认为，与欧美国家的“罪文化”意识不同，“耻文化”意识才是日本人的本质。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如果从当时她所获得的时间和研究材料十分有限的情况来看的话，这样的分析，即便以现在的水准判断，应该说也是高水平的。但是，如果从本尼迪克特从事研究的前提条件（受美国军部的依托）来看的话，她的结论就有着根本性的制约。这就是，她不是寻求日本人与美国人的相似之处，而是必须找出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对占领日本迫在眉睫的美军高层来说，如何统治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民族成为头等重要的课题。即便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有“共通性”，作为情报也是毫无利用价值的。